引言：2026年9月24日的白宫与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年份
2026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仪式，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致辞开头，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问候，并“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当天晚上的国宴上，他把中美交往的历史分成几个时间点来讲，第一个时间点是：“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
这次国事访问距特朗普总统5月访华不到半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白宫欢迎仪式的致辞里，习近平主席说了这样两句话：中美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后一句话把一个古老的问题摆上了桌面：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相遇时，历史上有没有避免冲突、和平相处的先例？中文舆论场里，最常被拿来作对照的，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与英国；最常被引用的年份，是1894年。许多教辅和文章都写着同一句话：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由此衍生出一个流传很广的类比——今天的中国，像不像1894年的美国？
1894年之所以值得一提，有两层原因。第一层是统计上的：1896年出版的一本统计手册，把美国制造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年份记为1894年。第二层是外交上的：1894年是1895—1899年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前一年。1895年，美国就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争端向英国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英美之间一度出现战争议论；此后两国把交涉移上谈判桌，英美之间的这场危机在1899年平息，两国关系也由此转向和解。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评述是，这一事件“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译文）；对今天讨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人来说，它是两个大国在紧张时刻保持克制、经由外交途径化解危机的一个先例。
本文试着认真回答“今天的中国像不像1894年的美国”这个问题。第一章先弄清“1894年”这个年份从何而来，因为它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样确定；第二章专门讲述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这是紧接着1894年发生、对美国极富意义的一段外交史，也是本文的核心章；然后按产业规模、技术、企业家、产品名声、城市化、贸易政策、金融与货币、社会问题八个方面，把“1894年前后的美国”与“2026年的中国”逐项放在一起看，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列写出；接着单辟一章，回到同一年的中国——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最后专章讨论两者之间那些类比无法覆盖的差别。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历史类比只是帮助理解的工具，它不提供预言。201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本文的自我提醒：“用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评判中国，把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逻辑套用于中国，得出的结论必然荒谬失真。”同一份白皮书还写道：“历史上确有国家因强成霸，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我们在后文会看到，1894年的美国与2026年的中国确有不少结构上的相似，但两国所处的时代、人口规模、发展道路和外部环境都大不相同。把相似写准，把不同写清，这个类比才有用处。
关于中美两国制造业怎样相互嵌入、中国怎样一步步成为“世界工厂”，研究院同期另有专文详述；本文只做一件事：隔着132年，把两个处在工业登顶关口的国家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一比。
一、“1894年”出自1896年的一本统计手册
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一处常见的错位
“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这句话在中文世界里几乎成了常识，从中学历史复习资料到报刊评论都能见到。它的流行有道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确实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头号工业国的跨越。问题在于年份。只要追问一句“这个年份依据哪一份统计”，答案就开始模糊。
一个常见的错位是把它和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克（Paul Bairoch）的数据绑在一起。有文章写道，根据贝罗克的研究，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到23.6%。贝罗克1982年发表的《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确实给出过23.6%这个数字，但它对应的是1900年；贝罗克那张被广泛转引的表格只列了1750、1800、1830、1860、1880和1900六个年份，其中并没有1894年。
那么，1894年从哪里来？
马尔霍尔的表格
线索藏在1911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美国·工业与商业”条目里。条目写道：统计学家迈克尔·马尔霍尔在1896年出版的《各国的产业与财富》中，把美国在制成品价值上的排名定为1880年第四、1894年第一；法国经济学家勒鲁瓦-博利厄1904年的著作则认为，美国的首位早在1885年就已确立。
马尔霍尔的原书至今可以查到。书中有一张“各国制造业总产出”表，按百万英镑计价，列了1820、1840、1860和1894四个年份。1894年一栏的数字是：美国19.52亿英镑，英国8.76亿英镑，法国6.96亿英镑，德国6.90亿英镑。往前看，184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只有0.96亿英镑，约为英国的四分之一；1860年增至3.92亿英镑，仍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二；到1894年，已是英国的两倍多。马尔霍尔写道，美国的制造业自1840年以来增长了整整二十倍，同期欧洲只翻了一番；美国的制造业产出约占表中各国总和的三分之一，人口却不到六分之一。他还估算，美国拥有表中各国固定蒸汽动力的37%，制造业产出占35%，而产业工人只占12%。
表格最后一栏正是作者成书时能拿到的最新年份。换句话说，“1894年”首先是一位同时代统计学家观察的年份，它说明到这一年美国已经领先，却并不等于交叉恰好发生在这一年。
马尔霍尔本人对这组数字也有保留。他在表格下方写道，美国制成品的价值被保护性关税“人为抬高”了足足33%，扣除之后实际约为14.64亿英镑，大致相当于英法两国之和。他还注意到另一个更有分量的事实：美国的制成品几乎全部由机器生产，而欧洲一半以上仍是手工；按每名劳动者计算，美国的制造业产出是360英镑，英国只有107英镑。还需要注意，这张表只统计了欧洲与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都不在其中。
另外四把尺子
马尔霍尔之后，经济史学界用不同方法重新估算过十九世纪的工业格局，每一把尺子给出的交叉年份都不一样。
- 国际联盟口径：1945年国际联盟出版的《工业化与对外贸易》（主要由统计学家希尔格特编制）估算了各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1870年，英国31.8%，美国23.3%；到1881—1885年，美国28.6%，英国26.6%，美国已经领先；1896—1900年，美国30.1%，英国19.5%；1913年，美国35.8%，英国14.0%。按这把尺子，交叉发生在1880年代前半期。这套份额由国际联盟按各国生产指数折算而来，只宜看数量级。
- 贝罗克口径：贝罗克的数据把世界各地的手工业产出也计算在内，因此英美等工业国的份额比国际联盟口径低。1880年英国占22.9%、美国占14.7%；1900年美国占23.6%、英国占18.5%。交叉发生在1880年到1900年之间，具体哪一年，这套数据回答不了。
- 经济总量口径：按麦迪逊项目2023年版数据库（以2011年国际元计），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870年已经略高于英国，到1894年约为英国的1.68倍。
- 人均口径：同一数据库显示，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880—1887年已高于英国（1880年为6,256国际元对5,997国际元），此后随经济波动与英国互有高低；1894年正值萧条，美国为6,510国际元、英国为6,851国际元，约为英国的95%；1899年起美国稳定领先。
实物指标也各有各的年份。美国生铁产量在1890年超过英国；钢产量在1889—1890年前后超过英国，到1900年，美国年产钢已约1,000万吨，约为英国的两倍。贸易结构的转折则晚得多：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的研究表明，美国要到1910年前后才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第六章、第八章还会谈到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把这些尺子放在一起，比较稳妥的说法是：美国工业总量超过英国，按同时代统计学家马尔霍尔的估算，至迟在1894年已成事实；按国际联盟的口径，交叉发生在1880年代前半期；按人均产出，1880年代两国已大体相当，1899年以后美国稳定领先；按制成品净出口，则要到1910年前后。“1894年”不是一个错误的年份，却也不是一个精确的年份，它更像一次事后确认。
登顶之年也是萧条之年
还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1894年恰好是美国经济最艰难的年份之一。1893年金融恐慌之后，美国陷入长期萧条，钢铁业首当其冲，美国生铁产量从1892年的约930万吨降到1894年的约676万吨。前面提到的人均数字，1894年美国之所以低于英国，也正是因为萧条。
也就是说，统计学家记下美国制造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那一年，美国工人正经历大面积失业，芝加哥爆发了全国性的铁路大罢工。规模上的领先与社会的平稳并不同步，第十章会专门讨论这一面。
1894年的第二层意义：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前一年
1894年还有一层意义，在统计表之外：这一年是1895—1899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前一年。
这一年里，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那桩拖延了半个多世纪的边界争端，已经进入美国外交的议程：国务院两次就此致函驻英大使，一本为委内瑞拉立场辩护的小册子在美国出版，年底克利夫兰总统在年度咨文中表示要推动争端双方诉诸仲裁。第二年7月，国务卿奥尔尼向英国发出照会，危机由此爆发；英美之间的这场危机，直到1899年10月巴黎仲裁庭作出裁决才告平息。
把两层意义放在一起，1894年的分量就清楚了：这一年，美国制造业产出按同时代估算已居世界首位；第二年，国务卿奥尔尼在照会中以美国“无穷的资源”为依据，要求英国把边界争端交付仲裁。下一章专门讲述这场危机。
中国的“1894年”在哪里
如果只看工业总量的交叉，中国对应的年份并不是202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也就是说，交叉发生在2010年前后。如果把马尔霍尔的1894年当作美国的交叉年份，那么按“交叉之后的年数”推算，2026年的中国更接近1910年前后的美国；换用国际联盟的口径，这个对应年份还要再往前推。
那么，为什么还要拿1894年来比？因为这个年份代表的是一种结构：产业规模已经站到世界第一，而货币、金融方面的分量与之并不相称。1894年的美国，工厂产量居世界首位，美元却不是国际货币，纽约也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产业规模与货币金融地位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是今天的中国与1894年的美国之间值得对照的地方之一。至于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那段历史带有十九世纪末列强政治的烙印，与今天可以相互参照之处，下一章会分别说明。此后各章逐项展开，相似之处写，不同之处也写。
二、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奥尔尼照会、边界委员会与巴黎仲裁庭
马尔霍尔记下美国制造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1894年，是一场外交危机的前一年。从1895年7月的奥尔尼照会，到1896年初两国把交涉移上华盛顿的谈判桌，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经历了一场一度引发战争议论的外交危机；1899年10月巴黎仲裁庭作出裁决，英美之间的这场危机就此平息。这段历史对美国意义重大，本章“这场危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节会具体说明；最后一节把它与今天对照。
本章引用的英文外交文书、总统咨文与条约、裁决文本，均由笔者据原文译出，引文后标注“译文”，原文与出处列入取证登记。
1893年，美国有了第一位大使
美国驻英国使馆的资料记载：美国第一次使用“大使”这一外交衔级是在1893年。当年3月30日，托马斯·贝亚德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官的最高衔级是公使。直到美国工业总量已经领先英国的时候，美国派驻欧洲各国首都的外交代表，衔级上仍低于欧洲大国之间互派的大使。两年之后，正是这位贝亚德大使，在伦敦把奥尔尼的照会交到了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手中。
斯孔伯克线与金矿：一桩半个多世纪的边界旧案
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边界，是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老问题。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梳理，1814年英国通过与荷兰的条约取得英属圭亚那，条约没有划定其西部边界。按照索尔兹伯里后来在答复中的叙述，1835年英国政府出资考察殖民地内地，受雇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测量学家、博物学家罗伯特·斯孔伯克；1840年11月，他被任命为临时勘测和划定英属圭亚那边界的特派专员。他划出的边界线后来被称为“斯孔伯克线”，界线上一度竖起了界桩和标记。
委内瑞拉认为这条线侵入了本国领土，1841年起提出抗议，主张本国的东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埃塞奎博河，那相当于英属圭亚那三分之二的土地。据克利夫兰后来的叙述，1842年1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通知委内瑞拉公使，将指示英属圭亚那总督拆除斯孔伯克在奥里诺科河附近竖立的界桩，同时声明英国并不因此放弃对原荷属圭亚那领土的任何权利。此后三十多年，两国的边界谈判一直停顿。1876年，委内瑞拉在寻求恢复对英谈判的同时，第一次就此事向美国求助。
争端的分量随金矿而改变。《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记载是，斯孔伯克线划定之后的几十年里，埃塞奎博地区发现金矿，英国矿工和移民随之涌入。奥尔尼后来在照会中援引英国出版的《政治家年鉴》指出，英属圭亚那的面积在1885年记为7.6万平方英里，到1887年记为10.9万平方英里，两年间增加了约3.3万平方英里。索尔兹伯里在1895年的答复中也提到，争议地区包括“因含金而被认为价值几乎无可估量的大片土地”（译文）。
1887年2月20日，委内瑞拉宣布中止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并声明“向女王陛下政府、向一切文明国家、向全世界”抗议英国对其所犯下的“掠夺行为”（译文）。就在此前不久的2月8日，美国驻英公使已奉命向英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提供斡旋，促成争端的友好解决。此后几年间，美国多次建议以仲裁解决争端，都没有结果。
1894年：外交公文、一本小册子与一份年度咨文
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在1895年爆发，它的前奏在1894年已经写进了美国的外交公文。
1894年3月31日，委内瑞拉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务卿沃尔特·格雷沙姆递交长篇照会，历数争端经过，并援引美国宣示过的原则：美洲各国“在获得其所享有并维护的自由与独立之后，不再受任何欧洲强国的殖民”（译文）。同年7月13日，格雷沙姆致函驻英大使贝亚德，写道：英委两国政府既然一直未能议定一条协议边界，“美国和英国一贯而显著地倡导仲裁原则，并以此解决两国之间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使得这种调整方式在本案中尤为适当”（译文）。
同年10月，曾任美国驻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公使的威廉·斯克鲁格斯，出版了一本题为《英国在委内瑞拉的种种侵犯，或受审的门罗主义》的小册子。斯克鲁格斯本人在1896年的合订本前言中写道，这本小册子“早在1894年10月”就已问世，“很快接连印了三版”（译文）；他在书末署名为“委内瑞拉政府法律顾问”（译文）。
1894年12月3日，克利夫兰总统向国会提交年度咨文，其中写道：“我将重新作出此前已作过的努力，促使争端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并促使它们诉诸仲裁——这是大不列颠在原则上如此显著地赞成、在实践中如此尊重的一种办法，也是她那较弱的对手所恳切寻求的。”（译文）据奥尔尼照会，1895年2月的一项国会联合决议，把总统关于英国与委内瑞拉将边界争端“提交友好仲裁”的建议，“恳切地推荐给利益相关的双方予以积极考虑”（译文）。
所以，1894年在美国外交史上并不平静。统计学家记下美国工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这一年，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从一桩拖延多年的旧案，变成了美国国务院、总统和国会共同关注的议题。第二年，它演变成一场危机。
1895年7月20日：奥尔尼照会
1895年，理查德·奥尔尼出任国务卿。7月20日，他以第804号训令致驻英大使贝亚德，要求贝亚德向索尔兹伯里宣读。照会篇幅很长，前半部分梳理边界争端的历史，后半部分援引门罗主义阐述美国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称之为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译文）。照会中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一段话是：
今天，美国在这个大陆上实际上拥有主权，在它所介入的问题上，它的命令就是法律。为什么？并非出于他国对它的纯粹友谊或善意，也不单单因为它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崇高品格……其原因在于，除其他一切理由之外，它无穷的资源加上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局势的主宰，对任何一个或所有其他强国而言，它实际上都无懈可击。（译文）
索尔兹伯里在答复中指出，这一主张在国际法上没有依据（见下节）。
照会同时主张，确定边界问题的是非曲直，“只有一种可行的方式，即和平仲裁”；诉诸武力（指委英之间）是“一种遗憾地尚未完全过时的解决国家主张的方式”，它“本身作为野蛮的遗迹和一种罪行，应受谴责”（译文）。照会最后要求英国作出“明确的决定”：是否同意把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全部”提交公正仲裁（译文）；并希望尽早得到答复，以便总统在下一次年度咨文中把全部情况提交国会。
1895年11月26日：索尔兹伯里的两份答复
8月7日，贝亚德把照会留给了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答复说，照会须先经王室法律官员仔细研究，才能作答。11月26日，他致函英国驻美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一次发出两份答复：第189号专论门罗主义，第190号专论边界问题本身。
第189号答复对门罗主义保持了礼貌。索尔兹伯里写道，门罗主义“因其创立者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以及普遍采纳它的伟大国家，而始终应当受到尊重”；但他随即指出：“国际法建立在各国普遍同意的基础之上；任何政治家，无论多么杰出，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权把一个以前从未被承认、此后也未被任何其他国家政府接受的新原则，写进国际法典。”（译文）他承认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介入任何影响其自身利益的争端”；但对于边界应否仲裁，他认为只有争端双方才有权决定，一个不受争端影响的第三国“要把这种特定程序强加给另外两方中的任何一方，这种主张不能被合理地证明是正当的，在国际法中也没有依据”（译文）。他还写道，美国政府“无权作为一个普遍命题”宣称，仅仅因为一批独立国家“位于西半球”，这些国家所遭遇的任何事情都必然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译文）。
第190号答复讨论边界本身。索尔兹伯里写道，英国政府“真诚希望与委内瑞拉保持友好关系，当然无意夺取本属于委内瑞拉的领土”，并且“一再表示愿意把大不列颠与委内瑞拉对大片土地的冲突主张提交仲裁”；但英国不能同意把基于“上个世纪西班牙官员的过分要求”、并涉及把大批长期在英国殖民地定居的英国臣民转归他国的主张，提交给“另一个大国或外国法学家”仲裁，“无论他们多么杰出”（译文）。按照克利夫兰后来的概括，英方的立场是，扩展后的斯孔伯克线以内的领土不在仲裁之列。
两份答复立足于国际法，论证周密，争点由此十分清楚：美国是否有权坚持要求仲裁；仲裁是否应当覆盖全部争议地区。
1895年12月17日：克利夫兰的特别咨文与边界委员会
12月17日，克利夫兰总统把英国的答复连同奥尔尼照会一并提交国会，并附上一份特别咨文。咨文认为，“我们所依据的原则是坚实而正确的”（译文），并提出：
我建议国会拨出足够经费，供行政部门任命一个委员会，进行必要的调查，并尽速就此事提出报告。报告一经提出并被接受，依我之见，美国就有责任以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把大不列颠对任何经我们调查后认定理应属于委内瑞拉的土地的占有，或在任何此类领土上行使统治权，视为对美国权利和利益的蓄意侵犯，加以抵制。（译文）
咨文接着写道：“设想世界上两个伟大的英语民族彼此不再是文明进程中的友好竞争者、不再是一切和平技艺上奋发而可敬的对手，固然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但我仍然坚信，一个伟大国家所能招致的任何灾难，都比不上对错误与不公的消极屈从，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自尊与荣誉的丧失。”（译文）
国会的反应很快。据克利夫兰后来的回忆，咨文提交四天之后，即12月21日，国会就通过法律，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并报告委内瑞拉共和国与英属圭亚那之间的真实分界线”，并拨出充足的经费（译文）；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记载是，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措施。1896年1月1日，五人委员会组成，最高法院大法官戴维·布鲁尔当选委员会主席。
这个委员会由美国单方设立，它的性质值得注意。1896年1月18日，奥尔尼致函贝亚德，请他把委员会成立的消息转告英国外交部。信中转述，布鲁尔来信指出委员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具有仲裁庭的性质”（译文），并希望英国和委内瑞拉提供文件证据、历史叙述和未刊档案；奥尔尼还转引了布鲁尔来信的结语：“这项调查的目的肯定对任何一方都没有敌意”（译文）。
英国的回应是合作。1896年2月9日，贝亚德从伦敦发回电报：“索尔兹伯里勋爵欣然把女王陛下政府掌握的有关委内瑞拉边界的任何资料，交由美国政府使用。”（译文）同年3月，英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蓝皮书《委内瑞拉第1号（1896年）》，此前已把为提交议会而汇集的资料提供给委员会。6月，贝亚德在致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对英方“坦率、友好而迅速的协助”表示感谢（译文）。
战争议论、股市震荡与克鲁格电报
特别咨文公布后的一周，是这场危机最紧张的时刻。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记载，美国报刊上开始出现与英国开战的议论。12月23日从纽约发出的新闻电讯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德国持有人大量抛售股票；同一天从伦敦发出的电讯说，纽约交易所的惊慌已经传到欧洲大陆各交易所，那里的美国股票随之下跌。亚历山大·诺伊斯在1909年出版的《美国金融四十年》中写道，1895年12月，“非同寻常的委内瑞拉事件”使伦敦投资界“深受震动”，把大量外国抛售压到美国市场上，黄金随之“突然而猛烈地外流”（译文）；1896年1月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发行1亿美元、利率4%的新债券。第九章会写到，此前不到一年（1895年2月），财政部刚刚依靠私人银团从欧洲调运黄金，才稳住黄金储备。
另一种声音也在美国社会出现。同一则纽约电讯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向国会请愿，呼吁维护和平；前一个星期日，美国各地教堂普遍为和平祈祷。电讯还说，纽约方面的报道一致认为局势已有好转，严重的财务损失促使人们恢复了理智。
英国方面的形势也在变化。1896年1月3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致电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祝贺他挫败了詹姆森突袭，史称“克鲁格电报”。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评述是，英国当时在南非承受布尔人的压力，又要管理一个遍布全球的帝国，“难以承受另一场冲突”（译文）。
1896年3月：谈判移到华盛顿
危机的缓和，从外交渠道开始。1896年2月27日，贝亚德向索尔兹伯里递交照会，说设立仲裁庭一事“似乎在美国和英国两国都几乎得到一致的期望”，提议立即在华盛顿开始谈判，由英国驻美大使与美国国务卿商讨（译文）。3月3日，索尔兹伯里复照：
女王陛下政府……欣然同意为此目的在华盛顿尽早开始谈判。我已相应授权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同委内瑞拉的代表，或者同作为委内瑞拉朋友的美国政府，讨论这一问题。（译文）
此后大半年，奥尔尼与庞斯福特就条约条款反复磋商。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长期定居的英国殖民者的权益如何处理。最后的折中办法写进了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1897年2月在华盛顿签署）第四条：在争议地区连续占有或时效满五十年，即构成有效的权利依据；仲裁员可以把对一个地区的排他性政治控制，与实际定居同样视为占有。1896年11月10日，奥尔尼致函边界委员会主席：“美国和英国对拟议中的英国与委内瑞拉条约的各项条款已完全达成一致。”（译文）他据此建议委员会暂停工作。
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与1899年的巴黎裁决
1897年2月2日，英国女王任命的全权代表、驻美大使庞斯福特，与委内瑞拉驻美公使何塞·安德拉德在华盛顿签署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6月14日，双方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克利夫兰后来写道，这项条约“没有把争议领土的任何一部分保留在仲裁之外”（译文）。
按照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仲裁庭由五位法学家组成，1899年在巴黎开庭：
- 英方两位，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提名：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罗素勋爵（条约签订后，原定仲裁员赫歇尔勋爵去世，由他递补），英国最高司法法院法官理查德·亨·柯林斯；
- 委内瑞拉方面两位：美国首席大法官梅尔维尔·富勒，由委内瑞拉总统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戴维·布鲁尔，由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提名，他也是此前那个边界委员会的主席；
- 第五位由上述四人共同选定，担任仲裁庭庭长：俄国外交部委员会常任委员、国际法学家马滕斯。
1899年10月3日，仲裁庭作出裁决。裁决书划定的边界“从海岸的普拉亚角起，以直线延伸至巴里马河与穆鲁鲁马河的汇合处”（译文），再沿一系列河流与山脉向内陆延伸。按照克利夫兰的说法，边界线的起点位于奥里诺科河口东南相当远的地方，“从而使委内瑞拉完全控制了这条重要水道”，在内陆，边界线也把斯孔伯克线以内相当一部分土地判给了委内瑞拉（译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概括是，英国得到的土地约占争议地区的九成。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评述是，裁决大体沿用了斯孔伯克线。裁决还规定，在和平时期，阿马库拉河与巴里马河对各国商船开放航行。
裁决作出后，英美之间围绕这桩边界争端的外交危机就此平息。
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与南海仲裁案
1899年的巴黎仲裁庭能够开庭，前提是争端双方的同意。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由英国和委内瑞拉两个当事方签署，双方在条约中约定，把边界争端交付仲裁庭裁决；条约的条款，主要由美英两国政府在华盛顿议定。在此之前，英国的立场是，第三国无权把仲裁程序强加给另外两方。前文引过索尔兹伯里1895年11月的答复：一个不受争端影响的第三国，“要把这种特定程序强加给另外两方中的任何一方，这种主张不能被合理地证明是正当的，在国际法中也没有依据”（译文）。英国后来接受仲裁，是在华盛顿谈判中议定了仲裁的范围和规则之后，由英国女王任命的全权代表签字同意的。
南海仲裁案的情形与此不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7月发表的《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写道，中菲已通过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谈判解决争议达成共识和承诺，“2013年1月，菲律宾共和国时任政府违背上述共识和承诺，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白皮书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要解决任何国家间争议，无论选择哪种机制和方式，都不能违背主权国家的意志，应以国家同意为基础。”早在2006年8月25日，中国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声明。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该声明称：“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第1款（a）、（b）和（c）项所述的任何争端（即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活动以及安理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等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接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白皮书还指出，“由于中菲之间已就通过谈判解决争议作出明确选择，《公约》规定的第三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不适用”。
2026年7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之际，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明立场。7月10日，毛宁说：“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7月14日，林剑说：“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不接受、不承认‘裁决’，正是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法治和国际海洋秩序。”他同时表示，这一“裁决”“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
两案放在一起看，区别在于当事方是否同意。1899年的仲裁庭，是依据英国和委内瑞拉两国签署的条约设立的；南海仲裁案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中国作为当事方不接受、不参与，并且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把涉及海域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强制程序之外。中国政府强调，解决任何国家间争议“应以国家同意为基础”。至于1899年裁决本身的效力，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之间仍有分歧，国际法院已于2026年5月结束实体问题庭审，尚未宣判。
从英委仲裁条约到《海—庞斯福特条约》
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没有演变成冲突，英美关系此后转向和解。美国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珀金斯把1895年至1914年的英美关系称为“大和解”，并以此为题写了一部专著，这段时期的起点，正是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爆发的1895年。
此后的一系列安排都体现了这种和解。1850年，英美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约定在中美洲运河问题上共同行事、互相约束；1901年，两国签订《海—庞斯福特条约》，废止旧约，允许美国自行修建和管理地峡运河。签约的英方代表庞斯福特，正是1896年在华盛顿同奥尔尼谈判委内瑞拉问题的那位大使。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走向海外扩张，这是那个时代的另一面，本文不作展开。
英国海军的全球部署也在这一时期调整。据《奥塔戈见证报》1905年2月8日转述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费希尔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推行海军改革，从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分舰队撤回三艘巡洋舰和两艘轻型舰艇，不再补充；同一批调整中，还有两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舰从南大西洋基地返航，一艘巡洋舰从好望角回国，三艘轻型舰艇和一艘旧三桅船从中国水域召回，另有三艘小型防护巡洋舰和两艘炮舰从地中海返航，同样不再补充。本土水域原用作训练舰的一批旧舰改由现代巡洋舰充任，本土水域可用的作战力量因此增加了八艘现代巡洋舰。报道同时指出，本土舰队仍然薄弱，只有八艘战列舰，“远弱于德国在北海的力量”，至少需要增援四艘现代战列舰（译文）。这是英国海军一次全球性的兵力重新部署：从海外各基地撤回一批巡洋舰和轻型舰艇，兵力向本土水域集中。新斯科舍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二十世纪到来后，英国的海上力量有所收缩，其需要和利益“从北美转向欧洲及其他地方，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译文）；英国陆军于1906年撤离哈利法克斯，此后几年皇家海军也逐渐驶离新斯科舍水域，最终把哈利法克斯船坞移交加拿大管理。
把这次调整与今天对照，可以看到一个相通的现象：守成大国把兵力集中到哪里，反映它把谁看作主要对手。这一点有文件可查：英国当年的报道明言以德国北海舰队为比较对象；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也把中国列为优先应对的挑战。美方的相关表述，按时间顺序如下。2012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美国军队“出于必要，将向亚太地区再平衡”，“到2020年，海军将把目前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大约50%对50%的兵力部署，调整为这两个大洋之间大约60%对40%”（译文）；他在同一篇讲话中说，有人把美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视为对中国的某种挑战，“我完全不接受这种看法”（译文）。2022年10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在“慑止侵略”这一优先事项下，写明“优先应对印太地区的中国挑战，其次是欧洲的俄罗斯挑战”（译文）。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发布的新版《国防战略》把保卫美国本土和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利益置于其他军事优先事项之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关于印太司令部的简报指出，新版战略要求在印太地区维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平衡，做法是“以实力而非对抗”，列举的措施之一是扩大与中国的两军沟通（译文）。
同一个英国，面对新兴的德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面对新兴的美国，走向了二十年的和解。历史给出的是两种结局，而不是给今天的中美分派两个角色。今天中国一方的表态是清楚的。2026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说：“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两国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中美双方的选择。
这场危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回头看，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对美国有三层意义。
其一，一个欧洲大国在一桩西半球争端中，接受了美国的介入。1895年11月，英国还认为第三国无权把仲裁程序强加给争端双方；1896年3月，英国同意在华盛顿与委内瑞拉代表，或者与“作为委内瑞拉朋友的美国政府”商讨，此后1897年英委仲裁条约的主要条款在华盛顿议定。在这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争端中，英美两国政府由此在华盛顿坐到了同一张谈判桌前。
其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由此改变。1893年美国才有第一位大使；两年之后，美国就以国务卿照会和总统咨文，就一桩边界争端与英国正面交涉。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认为，这一事件“第一次宣示了美国更加外向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西半球”（译文）。
其三，在措辞最强硬的时刻，两国都没有关闭外交渠道。克利夫兰的咨文言辞严厉，但他请求国会设立的，是一个调查边界事实的委员会；奥尔尼的照会立场强硬，但同时把诉诸武力斥为“野蛮的遗迹”。英国政府在不接受门罗主义的同时，向美国的委员会提供了档案资料，并在华盛顿谈判中就定居者权益找到了折中办法。英美之间一场可能失控的危机之所以得以平息，两国政府的克制与务实缺一不可。
大国之间的相处方式，一百多年来已有很大变化。一百三十年前，英美之间的沟通靠照会与特别咨文，危机一度引发战争议论；今天，中美之间有元首互访与机制化对话。2026年5月和9月，两国元首实现互访。9月23日，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次日，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国宴（接待礼遇研究院同期另文详述）。
这段历史与今天：可比之处与不可比之处
把这段历史放到今天，须先把不同讲清楚。1895年，美国援引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国家在西半球扩张，奥尔尼的照会甚至宣称美国在这个大陆上“实际上拥有主权”；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也指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将依据门罗主义“在西半球行使其所主张的特权”（译文）。那是十九世纪末列强政治的产物，其中包含对势力范围的主张，所涉争端又关系到一个第三国的领土。中国的官方立场与此截然不同。《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写道：“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的门罗主义、“实际上拥有主权”的宣示与势力范围观念，都不能套用到中国身上。
2026年1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打击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并对一国总统动手深表震惊，予以强烈谴责。美方的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停止侵犯别国的主权安全。”1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据外交部记录，彭博社记者问：“特朗普针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可以说是‘门罗主义’的现实例证。在‘门罗主义’下，美方视西半球为其‘势力范围’。中方对‘势力范围’的概念有何看法？……”（后两个子问句从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答：“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对拉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拉美人民选择，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方同拉美国家的交往合作始终秉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从不寻求势力范围，也不针对任何一方。”一百三十年前，奥尔尼的照会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宣称美国在这个大陆上“实际上拥有主权”；中国则从不寻求势力范围。这是把1895年与今天放在一起看时，两者之间最根本的不同。
英美和解的一些条件，今天也不具备。英美两国语言相通、文化同源、政治制度相近；美国当时的利益集中在西半球，与英国的核心利益——欧洲均势与海上交通线——冲突有限；英国同时面对德国的挑战，客观上有与美国和解的动力。今天的中美两国，文明传统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交织，照搬英美模式并不现实。
在本章前面几处对照之外，这段历史与今天还有两点可以相互参照。
第一点，是经济联系对危机的约束。1895年12月，纽约与欧洲交易所的震荡、伦敦投资界的抛售和黄金外流，让两国社会都直接感受到冲突的代价；当时的新闻电讯说，严重的财务损失促使人们恢复了理智。今天，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远比当年紧密，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也远比当年完备。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主席在5月的会谈中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据外交部网站刊发的驻美国大使谢锋演讲，两国元首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推动中美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双方还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9月24日在白宫会谈时，习近平主席提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
第二点，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分歧，可以经由外交对话和谈判加以管控，不必诉诸战争。1895年底到1896年初，英美两国在最紧张的时刻，仍然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并在1896年3月把交涉移到了华盛顿的谈判桌上。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梳理了过去五百年间16个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相遇的案例，其中12个以战争告终；英国与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这一组，被列为没有发生战争的4个案例之一，竞争领域是“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与西半球的海上优势”（译文）。这个案例库本身没有把今天的中美单列为一组案例，项目说明写道，这16个案例都收入了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一百多年前，英美两国在一桩具体争端上，经由外交途径化解了彼此之间的一场危机。今天的中美两国，需要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找到自己的相处之道。
三、钢、铁路与电网：两组产业规模数字
工业时代的国力，首先落在几样看得见的东西上：钢有多少，铁路有多长，发电能力有多大。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在这三样东西上都经历了一段在各自时代堪称罕见的扩张。两组数字的绝对值隔着132年没有可比性，可比的是它们在各自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扩张背后的力量从哪里来。
卡内基的钢与今天的钢
安德鲁·卡内基的故事常被当作美国工业化的缩影。他生在苏格兰邓弗姆林，1848年5月随家人离乡，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城，第一份工作是在棉纺厂当绕线童工，周薪1.2美元。他晚年在自传里回忆，冬天天不亮就要赶到工厂，天黑才收工，“我后来挣了几百万，但没有哪一个百万给我的快乐，比得上第一周的工钱”。半个世纪后，他的钢铁企业成为美国钢铁业的核心；1901年，金融家摩根把卡内基钢铁公司与其他钢铁企业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资本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卡内基个人的轨迹背后，是整个行业的扩张速度。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整理的产量序列（公吨），美国钢产量1880年约127万吨，1890年约435万吨，1900年约1,035万吨，二十年增长了七倍多。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整理的统计，1900年美国钢产量约为英国的两倍；到1910年，美国钢产量约2,650万吨，超过英国与德国之和。钢铁业的工人从1880年的13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22.2万人。推动这一扩张的最大客户是铁路：1881年到1890年间，铁路公司购买了将近1,500万吨钢轨。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资源。1892年起，明尼苏达州梅萨比铁矿区投入商业开采。欧文的研究估算，这使美国国内铁矿石价格在18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它对钢铁出口价格的影响，相当于钢铁业将近30年的生产率进步；美国钢铁出口占产量的比重，从1889年的4.4%升到1899年的11.7%。换句话说，1890年代美国钢铁业的竞争力，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
把视线转到2026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粗钢产量96,081.2万吨，钢材产量144,612.1万吨；按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当年全球粗钢产量18.494亿吨，中国约占52%。1910年美国钢产量超过英德之和，2025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之和，这是两个时代最相像的一组数字。
不同也同样明显。美国钢铁业的扩张踩在铁路建设的上升期，而中国钢铁业已经走过了产量高峰：2025年粗钢产量比上年下降4.4%，钢材出口则达到11,902万吨。一个产量见顶、正在调整结构的钢铁业，与一个产量十年翻几番的钢铁业，所处的阶段并不一样。更接近的对照，也许是1900年以后的美国：产量仍然巨大，行业开始合并、整顿，竞争从拼规模转向拼成本与品种。
与美国相比，中国钢铁业还有一个先天差别：铁矿石高度依赖进口。2025年中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125,871万吨。梅萨比铁矿区给美国钢铁业带来的那种资源红利，中国钢铁业没有。它的竞争力更多来自工艺、装备和管理的积累，这正是后文要谈的中国工程师与企业家的功劳。
从铁轨到高铁
1880年，美国铁路营业里程约9.3万英里（约15万公里）；到1900年，已达到约19万英里（约31万公里），二十年翻了一番。这张网把东部的工厂、中西部的农场和西部的矿山连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钢铁、机械、食品加工业的规模效应，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张网之上。
这张网里有中国人的汗水。1860年代修建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西段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大量招募华工。斯坦福大学北美铁路华工研究项目的资料显示，1867年2月，约8,000名华工在开凿隧道，另有约3,000名华工在铺设轨道，占全部施工人员的九成；历史学家估计，同一时间在工地上的华工多达1万至1.5万人。1869年5月10日铁路贯通，此后许多华工继续在美国各地修筑铁路。
今天中国的铁路网，是另一种量级、另一种形态。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04万公里；“十四五”期间，高铁营业里程由3.79万公里增至5.04万公里。2025年全国铁路投产新线3,109公里，其中高铁2,862公里；国家铁路全年发送旅客42.58亿人次。2023年10月，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开通运营，这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
两张网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在二三十年间把一个大陆尺度的国家连成了统一市场，都成为钢铁、装备制造的最大需求来源。不同之处也很清楚：十九世纪末的美国铁路主要由私人公司投资修建，资本相当一部分来自欧洲投资者；中国铁路网则以国家规划和国有铁路企业为主体。美国的路网按人均计算长得多，中国的路网则以更高的客运强度运行——一个人口十四亿的国家，与一个人口六七千万的国家，修铁路的逻辑本来就不同。
从尼亚加拉到特高压
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夜晚，是美国电气化的一次公开展示。为了争取博览会的照明合同，通用电气报价55.4万美元，采用爱迪生的直流电；西屋电气报价39.9万美元，采用它从发明家特斯拉手中买下专利的交流电系统，最终中标。《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西屋电气在这次博览会上首次展示的交流发电机，后来成为电力工业的基本装备。
同一年，尼亚加拉瀑布电力公司把发电设备合同交给了西屋电气。1895年，亚当斯电站建成，十台5,000马力的交流发电机陆续安装，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大规模交流发电站；1896年11月，电流以11,000伏的电压输送到二十多英里外的布法罗城。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州立公园的史料称之为交流电系统第一次远距离商业应用，新的工厂随之向这一带聚集。
2025年，中国全国发电量105,752.5亿千瓦时，年末发电装机容量38.9亿千瓦，其中风电6.4亿千瓦、太阳能发电12.0亿千瓦；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42,48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4.4%。在输电上，2019年9月投运的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线路全长3,293千米，输送容量1,200万千瓦，被国家电网称为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从布法罗的11,000伏到昌吉—古泉的±1,100千伏，电压提高了约100倍，输电距离从几十公里延伸到三千多公里。两个时代的输电工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只是“发电”本身，而是为下一轮产业提供底座。尼亚加拉的电吸引了新的工厂落户布法罗一带；今天从中国西北能源基地送往华东的电，支撑着长三角的工厂与城市。
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
把三样东西加总，就是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分量。按国际联盟的口径，1896—1900年美国约占世界制造业生产的30.1%，1913年升到35.8%。按世界银行的统计，“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8.0%以上。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4.7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0%。
两个百分数惊人地接近，但口径并不相同：前者是国际联盟按生产指数和价格折算的粗略估计，后者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这提醒我们，对照只能说明位置相近，不能说明分量相等。1900年前后的美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体量相当的工业对手；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仍然拥有庞大高端制造业的美国，以及日本、德国、韩国等制造业强国。
四、从帕塔克特纱厂到费城博览会：技术学习的方向
一个后发工业国，几乎都是从学习开始的。十九世纪的美国向英国学，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学。真正值得比较的，是学习的方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发生了反转。
斯莱特与英国的禁令
1789年，21岁的塞缪尔·斯莱特乔装登船，从伦敦驶往纽约。他在英国德比郡给理查德·阿克赖特的合伙人杰迪代亚·斯特拉特当学徒，熟悉当时最先进的水力纺纱机。英国法律那时禁止掌握纺织技术的工匠出境，也禁止输出纺织机器，斯莱特很清楚自己在冒什么风险。吸引他的，是美国各地为熟练纺织工人开出的奖励。
到美国后，斯莱特与罗得岛州的商人摩西·布朗合作，在熟练工匠的协助下，造出了阿克赖特式的纺纱机和梳棉机。1793年，他们在罗得岛州帕塔克特建起美国第一家成功运转的棉纺厂。斯莱特后来在新英格兰又建了多家工厂，还建起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镇。美国的工业革命，通常被认为从这里开端。
英国的这些禁令维持了很长时间。据经济史研究，禁止工匠出境和部分机器出口的法令，到1824年、1825年才被大部分废止，对机器出口的管制则一直延续到1843年。也就是说，美国工业化的头半个世纪，是在守成工业强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之下起步的。这一点常被今天的讨论忽略：技术管制并不是新鲜事，只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主动放开了。
英国人来美国学“美国制造体系”
学习方向的第一次反转，比许多人想象的早。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上，美国展品中采用可互换零件生产的枪械引起英国人注意：零件可以互换，意味着装配和战场维修都大为简化。随后英国议会派出考察团赴美，考察团1854年至1855年提交的报告，1969年由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堡编辑出版，定名为《美国制造体系》。这些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若干独特的技术进展，并敦促英国加以采用。
二十多年后，轮到瑞士人。1876年，美国在费城举办建国百年博览会，瑞士浪琴表的技术总监雅克·大卫代表汝拉地区的制表业前往参观。他在那里考察了美国钟表业的机械化生产。据浪琴表官方的史料，他回国后提交的报告被普遍视为瑞士钟表工业化进程的导火线。
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则是这一反转的高潮。博览会从5月开到10月，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售票入场约2,150万人次，连同免费入场的实际入场人次超过2,580万，常见的“2,700万至2,800万人次”说法包含了重复计数。博览会的标志性建筑摩天轮，就是为了与1889年巴黎博览会的埃菲尔铁塔一较高下而设计的。美国在这里展示的，已经是交流电照明、电动机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品。
不过，学习从来是双向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糖果商米尔顿·赫尔希在这届博览会上看到了德国制造的巧克力机器，展会结束后买下设备运回兰开斯特，1894年2月成立了赫尔希巧克力公司。1893年9月，杜里埃兄弟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试驾成功一辆汽油动力汽车，它通常被视为美国第一辆成功运行的汽油汽车；两年后赢得了芝加哥《时代先驱报》组织的汽车赛；1896年，他们的公司造出了13辆车。一个国家在总量上领先之后，仍然在进口机器、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正是1890年代美国工业的常态。
今天中国的研发与原创
2026年的中国，处在一个与1890年代美国相似又不同的位置。
投入是第一个指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9,262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占研发经费的7.08%。人才是第二个指标：2025年研究生毕业生116.7万人，普通和职业本专科毕业生1,105.1万人。
产出是第三个指标。2025年中国授予发明专利权97.2万件，年末有效发明专利631.8万件。国际上更有可比性的是《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提交了73,718件，居各国首位，其后是美国52,617件、日本47,922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连续第九年位居申请人首位，当年公开申请7,523件。
统计公报列出的年度科技成果，也勾勒出原创能力的轮廓：天问二号开启小行星采样返回之旅，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加速突破，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成功构建，“人造太阳”创造“亿度千秒”纪录，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引发全球关注。2025年9月，深度求索团队关于DeepSeek-R1推理模型的论文登上国际期刊《自然》封面，创始人梁文锋担任通讯作者。
学习方向的反转，也开始在一些行业出现。2023年7月，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宣布以约7亿美元入股小鹏汽车约4.99%的股份，双方约定基于小鹏的车型平台为中国市场共同开发纯电动车型；同年10月，跨国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宣布投资约15亿欧元，取得零跑汽车约20%的股份和两个董事会席位，并由斯泰兰蒂斯控股51%、零跑持股49%成立合资公司“零跑国际”，负责零跑产品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出口、销售和生产。1876年瑞士人到费城看美国的表厂，2020年代欧洲车企到中国寻找电动汽车技术合作，情景有几分相似。
仍然存在的差距
从1854年英国考察团赴美，到1876年瑞士人赴费城，再到2020年代欧洲车企来华寻求合作，学习方向的反转都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工业总量登顶前后。不过，反转只发生在一部分行业，另一些行业的差距仍需如实写出。统计公报把“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低温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具备产业化能力”列为2025年的成果，这恰恰说明，集成电路制造所需的部分关键设备，国产化仍处在起步阶段。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部分核心装备与关键材料上，中国与美国仍有差距；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刚过7%，也说明原始创新的底子还需要长期积累。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在电气、化学、内燃机这些新产业上，与德国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前沿对谁都是新的；今天的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特高压、高铁等领域已经走到前沿，在另一些领域仍在追赶，而追赶的环境与美国当年大不相同。这一点，本文在最后一章还会专门讨论。
五、卡内基、爱迪生与任正非、王传福：两代创业者
工业登顶从来不是一张统计表，而是一代人一家一家办起工厂、一项一项做出产品的结果。1890年代的美国和2026年的中国，各有一批从普通出身起步、在一二十年里做到行业第一的创业者。把他们放在一起看，能看到两个时代共同的东西：市场迅速扩大、技术代际更替、敢于押上全部身家的人。
1890年代的美国创业者
卡内基的起点，第三章已经写过：苏格兰移民、周薪1.2美元的绕线童工。他在事业顶峰时写下的《财富》一文，1889年6月发表在《北美评论》上，后来被称为“财富的福音”。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死时富有的人，死得可耻。”（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卡内基此后把大部分财富捐了出去，仅公共图书馆一项，就资助了英语世界2,508个社区建馆。
约翰·洛克菲勒走的是另一条路。1882年1月2日，他和合伙人签署标准石油托拉斯协议，把约四十家公司置于同一个受托人委员会之下。到1899年，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炼油量的90%到95%。1890年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针对的正是标准石油开创的这种组织结构。
托马斯·爱迪生代表的是技术创业。1876年，他把团队和设备搬到新泽西州的小村门洛帕克，建起一座可以研究任何发明的实验室；这里和他后来在西奥兰治的工作室，被视为现代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先驱——由团队而不是单个发明家来搞发明。1892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顿公司合并，爱迪生的名字从公司名称中去掉，新公司就是通用电气。在交流电一边，西屋电气1888年买下了塞尔维亚裔移民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专利，此后在芝加哥博览会和尼亚加拉电站两次胜出。
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则站在这些企业背后。通用电气的合并有他的参与，1895年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告急时出面组织银团的是他，1901年把卡内基钢铁公司并入美国钢铁公司的也是他。
这一代人的共同点很鲜明：不少人是移民或出身普通家庭；他们抓住了钢铁、石油、电气这几个新产业的窗口期；他们创造的不只是产品，还有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从纵向一体化的钢铁公司、托拉斯，到工业研究实验室。他们的时代也伴随着激烈的劳资冲突和对垄断的争议。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对这些企业家褒贬不一，今天的美国史学界也仍在讨论。本文更关心的是他们为美国工业留下了什么：一套大规模生产、大规模研发和大规模融资的组织方式。
2026年的中国创业者
与之对照，中国今天的创业者群体，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很小的起点上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起家故事，研究院同期另文有详细记述；这里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企业今天做到了多大、靠什么在全球竞争。
华为是在1987年以2.1万元起步的。据华为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全年销售收入8,809亿元，研发投入1,923亿元，约占收入的21.8%，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超过13,820亿元；研发员工约11.4万名，占员工总数的53.7%，在全球持有有效授权专利约16.5万件。前文提到，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华为已连续九年位居全球《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人首位。
比亚迪由王传福于1995年在深圳创办，从充电电池做起。2025年，比亚迪销售约460万辆新能源汽车，其中纯电动汽车约226万辆，首次在全年纯电动汽车销量上超过特斯拉（约163万辆）；当年海外销量超过104万辆。据比亚迪公司发布的消息，其产品已进入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4月，第1,6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半导体设备是中国与美国差距最明显的领域之一，也是工程师进取心最集中的地方。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1944年出生，先后在英特尔、泛林半导体和应用材料公司工作二十年，在应用材料公司做到总公司副总裁和等离子体刻蚀事业群总经理；2004年，他回国主持中微公司，以芯片制造所需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起家。2025年，中微公司营业收入123.85亿元，比上年增长36.62%；据公司介绍，它已开发出54种高端半导体设备。尹志尧在美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工作的二十年，本身就是中美两国人才与技术交流的一部分。
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把一座关闭多年的通用汽车装配厂改造成汽车玻璃工厂，研究院同期另文对此有详细记述——十九世纪末，欧洲资本漂洋过海去修美国的铁路；一百多年后，中国企业家在美国中西部改造旧厂，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出资100亿元创办福耀科技大学，2025年3月获教育部批准设立，这让人想起卡内基晚年的捐赠。
更年轻的一代也已经走到台前。“90后”王兴兴读研究生时，在国外公开文献的基础上独立设计出第一款低成本四足机器人，2016年8月创办宇树科技；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宇树的机器人表演了节目《秧BOT》；同年2月，他作为最年轻的发言人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深度求索的梁文锋带领团队推出DeepSeek-R1推理模型，引起全球关注。
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庞大得多的群体。2025年，中国民营企业的进出口额达到260,403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3%。天下工厂平台覆盖的480万家工厂中，有180万家开展外贸业务，分布在1,000多个产业带里。这一群体的进取，才是“中国制造”规模的底座。
从托拉斯到研发实验室
卡内基和爱迪生那一代人生逢美国国内市场因铁路而统一，王传福、任正非这一代人则同时面对国内大市场和世界市场；前者抓住的是钢铁、电气的代际更替，后者抓住的是移动通信、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代际更替。两代人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企业从作坊做到了世界级。
两代人所处的规则环境却很不一样。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企业家身处一个反垄断法刚刚出台、执行尚弱、劳工保护薄弱的环境，他们建立的托拉斯此后引出了持续多年的反垄断诉讼与社会改革争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大多与中国的市场规则一同成长：市场监管、劳动保障、反垄断等制度，是在他们的企业由小变大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他们要在规则之内做大，还要面对国际市场上的贸易摩擦与技术限制。
研发的分量，是两代人之间最显眼的差别。1890年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规模、资源和组织，爱迪生式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才刚刚出现；今天，华为超过五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研发，中微这样的设备企业把研发当作立身之本。门洛帕克的实验室是美国留给工业世界的遗产之一，今天中国头部企业的研发体系，某种意义上正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
六、“德国制造”、“美国制造”与“中国制造”
一个国家的工业登顶，往往先体现在产量上，再慢慢体现在名声上，名声的转变总有滞后。十九世纪末英国对德国货、美国货的态度，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好材料。
1887年的原产地标记与1897年的一场辩论
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商品标记法》。其中第16条规定，凡是带有英国个人或企业名称、商标的进口商品，必须明确标注原产国，例如“德国制造”“法国制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篇经济史研究指出，这部法律虽然不是关税，却带有保护色彩：立法者希望借此维护英国产品的声誉，遏制外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鼓励消费者购买英国货。当时被认为冒用英国商标最多的，是德国商品。
结果出乎立法者意料。十年之后，1897年1月27日，英国下议院辩论这部法律的修正案。谢菲尔德选区议员霍华德·文森特在发言中说，已经形成一种看法：要求在商品上明确标出制造国，等于“给我们的贸易对手做了一个无偿而多余的广告”。他主张把“德国制造”一类字样改成含糊的“外国制造”。原本用来提醒消费者的标记，已经变成德国工业的招牌。今天德国工商会仍然把这段历史写进介绍“德国制造”标签的资料里：一部英国法律，造就了一个质量标志。
美国货在英国人眼中的样子
同一时期，美国货在英国人眼里的形象要复杂一些。英国人很早就尊重美国的机器，第四章写到的1854年考察团就是证明；马尔霍尔在1896年也注意到，美国的制成品几乎全部由机器生产，每名劳动者的产出是英国的三倍多。但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出口以农产品为主，制成品只占一小部分。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890年代后半期。欧文的研究显示，美国制成品出口从1895年的2.05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4.85亿美元，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从25.8%升到35.3%，五年间出口量增长约90%。欧洲观察者把这一现象称为“美国商业入侵”。1901年，记者弗雷德·麦肯齐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美国入侵者》，次年又在伦敦出版。从英国考察团赴美学习，到英国人惊呼美国货“入侵”，前后不到五十年；从马尔霍尔统计中的1894年，到这本书出版，不过七年。美国货形象的转变，是随着出口规模和产品质量一起完成的。
“中国制造”名声的转变
“中国制造”的名声，正在经历一段相似而规模更大的转变。与其引用观感，不如看几组可以核查的数字。
- 汽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709.8万辆，同比增长21.1%，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61.5万辆，同比增长约一倍。2026年上半年，汽车出口已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25年中国车企的全球销量接近2,700万辆，超过日本车企，居各国车企首位。
- 船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6.1%、69.0%和66.8%，三大指标连续16年居世界首位；在全球18类主流商用船型中，中国有16类的新接订单量位居第一。
- 工业机器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6年9月发布的《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新装工业机器人35.4万台，占全球新装量的59%；其中中国本土厂商在国内的装机量增长15%，达到19.5万台，国内市场份额达到5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年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77.3万套，增长28.0%。
- 质量与标准：2025年全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4.36%；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4,929项，其中新制定2,481项。
汽车和船舶的意义尤其大。它们都是十九世纪以来工业强国的标志性产品，产业链长，对质量、可靠性和品牌的要求高，购买者往往是最挑剔的企业客户和家庭消费者。中国车企的海外销量、中国船厂的订单份额，都是在与日本、韩国、欧洲同行的正面竞争中拿到的。
名声为什么滞后于产量
“德国制造”和“美国商业入侵”这两个故事说明，名声的转变总是滞后于产量的增长，往往要等到最复杂、最挑剔的产品站稳之后才真正完成。1887年的原产地标记本想提醒英国消费者留意德国货，十年后却被英国议员视为给对手做的广告；标签上写的是产地，消费者最终看的是产品。
今天“中国制造”的名声转变，是在高度透明、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里、在大量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进行的。1890年代的“美国商业入侵”发生时，美国总体上仍是制成品的净进口国，英国舆论的惊呼更多是一种预感；今天中国的汽车、船舶、机器人已经在全球市场占据显著份额，外界的反应也就更加直接。如何让规模上的领先，逐步转化为品牌、标准和信任上的领先，是中国企业下一阶段要回答的问题。
七、芝加哥的110万人与中国的3亿农民工
工业化说到底是人的迁移：从田间到工厂，从乡村到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劳动力迁移，只是迁移的来源和方式完全不同。
一座几十年长出来的城市
1830年，芝加哥还只是一个百来人的小村落；1840年居民4,470人，在全美城市中排第92位；到1890年，人口达到1,099,850人，排名上升了90位。按另一项统计，芝加哥人口从1880年的约50万增长到1900年的约170万。同一时期，面粉加工业集中的明尼阿波利斯从4.7万人增长到20.3万人，钢铁城伯明翰在1870—1880年代从3,000人增长到2.6万人。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选在芝加哥举办，本身就是这座城市崛起的注脚。
城市的膨胀，源自两股人流。一股来自美国的农村，另一股来自大西洋彼岸。1890年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总人口62,979,766人，城市人口占35.1%；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居民约920万人，占总人口的14.8%，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1890年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德国、爱尔兰等北欧和西欧地区；1890年代起，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大量增加。他们成为美国工厂、矿山和铁路的重要劳动力来源。
1890年人口普查还留下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人口普查局在报告中写道，未开发地区已被零星的定居点分割得支离破碎，“很难说还存在一条边疆线”，今后的人口普查报告不必再讨论它的范围和西移。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芝加哥宣读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以此为起点，讨论一个没有“西部边疆”的美国将走向何处。这篇论文成为美国史学的经典，也折射出当时美国人的一种感受：国土开发的阶段结束了，工业和城市成为新的舞台。
移民史也有它沉重的一面。美国在大规模吸收欧洲移民的同时，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限制华工入境，而此前修筑横贯大陆铁路西段的主力正是华工。一百多年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通过决议，对《排华法案》及其他歧视华人的立法表示遗憾。
中国的城镇化与农民工
2025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89%，比上年末提高0.89个百分点。全国就业人员72,50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535万人，占65.6%。
撑起这张数字表的，是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长0.5%，其中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外出务工的18,006万人，在本地务工的12,109万人。仅外出农民工一项，就相当于1890年美国总人口的将近三倍。
从1980年代起，一代又一代农民工离开家乡，走进沿海的工厂、城市的工地，修建了今天中国的高铁、港口和城市，也组装了“中国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工厂里学成了技术，也有不少人带着积累的本钱和手艺回乡创业。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这一群体的吃苦、学习和不甘人后，是中国工业化中最值得书写的篇章之一。
移民国家与一国之内的迁移
两国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大规模转移，造就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也都经历过城市住房和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阶段。但人从哪里来，决定了城市化的性质。
美国的工业劳动力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海外，1890年每七个美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出生在国外；中国的工业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国内，是同一个国家内部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到东部的迁移，靠的是户籍、社保、教育等制度的逐步衔接。
两国所处的阶段也不同。189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只有35.1%，1900年也只有39.6%；中国2025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68%，城镇化的高速阶段正在过去，下一步的重点是让已经进城的人真正融入城市。
量级的差别更大。1890年芝加哥被视为奇迹时有110万人口；2025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5亿，是1890年美国总人口的15倍。在这样的量级上，城市的规划与治理，本身就是一项十九世纪的美国从未面对过的工程。
八、麦金莱关税、威尔逊—戈尔曼关税与今天的贸易
在贸易政策上，1894年的美国与2026年的中国，几乎站在相反的两端。这是类比中最容易被忽视、也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处不同。
一个高关税的工业新贵
美国是在高关税体制下完成工业化的。1890年，时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威廉·麦金莱推动通过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关税法。据经济史学家欧文的整理，1891年美国应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达到47%。这部法律出台时，舆论讨论的本是如何降低关税、消化联邦财政盈余，共和党反其道而行之，很快付出了政治代价：1890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众议院大胜，麦金莱本人也因选区被重划而失去议席。
1892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再次当选总统，这是1858年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1894年，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廉·威尔逊提出降税法案，把许多原材料列入免税清单，并附加了一项对年收入4,000美元以上者征收2%所得税的条款。法案到了参议院，以马里兰州参议员阿瑟·戈尔曼为首的八名主张高关税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联手，对众议院版本作了634处修改，铁矿石、煤、糖等的关税被恢复，许多保护性税率又回来了。克利夫兰既不愿签署，又不愿否决——否决意味着保留更高的麦金莱税率。1894年8月，《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在总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自动生效。克利夫兰为此说明，法案中有些条款“不符合诚实的关税改革”。即便如此，这部法律仍把应税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从50%降到了39%。
降税没有持续多久。1896年麦金莱当选总统，1897年签署《丁利关税法》，平均关税率从1897年的42%升到1899年的52%。同时代的关税史学者称它是“迄今最全面的保护性关税”，这部法律一直实行到1909年。
1894年的美国，贸易结构与今天的中国也大不相同。欧文的研究显示，从内战前到1890年代初，制成品只占美国出口的约20%，却占进口的约50%；美国出口的大宗是棉花、粮食、肉类。美国工业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被高关税保护起来、又被铁路统一起来的国内市场。
麦金莱的转身
有意思的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恰恰是由高关税的代表人物麦金莱开启的。1890年代后半期，美国制成品出口迅速增长，工业界开始需要海外市场。1901年9月5日，已经是总统的麦金莱在布法罗泛美博览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排他的时代已经过去。贸易与商业的扩张是紧迫的问题。商业战争无利可图。善意与友好的贸易关系可以防止报复。”他还提出，如果某些关税已不再为财政收入或保护国内产业所必需，为什么不能用来换取海外市场的开放？
第二天，麦金莱遇刺，不久去世。他设想的互惠贸易政策没有在国会得到多数支持，美国的高关税又延续了多年。但这段话标志着一种认识的出现：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强大到需要世界市场时，关起门来的政策就会成为自身的约束。
今天的中国：开放中的制造业大国
2026年的中国，走的是一条几乎相反的路。中国在工业化相对早期就选择了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把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9.8%，2010年已全部履行。此后又多次主动降低关税。
开放带来了一个高度外向的制造业。202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54,685亿元，首次突破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8%；其中出口269,890亿元，增长6.1%，进口184,795亿元，货物贸易顺差85,094亿元。出口中机电产品164,683亿元，约占六成。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的51.9%，民营企业进出口占57.3%。按统计公报的数字计算，货物出口额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
中美贸易关系也经历了2025年以来的起伏：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30,067亿元，比上年下降19.5%，自美国进口10,000亿元，下降14.1%。2026年9月24日的白宫会谈中，习近平主席表示，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他强调，“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关于两国制造业在关税波动中的相互嵌入与调整，研究院同期另文有详细讨论。
方向相反的两条路
两个国家都在工业规模登顶的阶段成为国际贸易争论的中心，国内也都有过关于贸易政策方向的激烈辩论：1890年代美国两党为关税高低几度易手，今天各国围绕产业链安全与开放合作也在反复权衡。
但就贸易政策本身而言，两者走的是方向相反的两条路。1894年的美国，是一个靠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成长起来的工业新贵，制成品在总体上仍然依赖进口；2026年的中国，是一个在低关税、高开放度下成长起来的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规模居世界首位。美国是在工业已经强大之后，才由麦金莱说出“排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则是在工业化中途就把开放当作基本国策。
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比当年的美国更深地嵌入世界市场，也更依赖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麦金莱在布法罗说的那句“商业战争无利可图”，放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中美两国同样适用。
九、1895年的黄金危机与今天的人民币
工业规模与货币地位并不同步。1894年的美国，是说明这一点最清楚的例子。
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工业大国
1894年的美国没有中央银行，美联储要到1913年才成立。美国实行金本位，财政部发行的纸币可以按固定比价兑换黄金，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就成了整个货币体系的锚。美联储历史研究记载，1890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约为1.9亿美元，1893年已降到1亿美元左右。国内外都担心美国可能被迫暂停纸币兑换黄金，这成为1893年金融恐慌的两个诱因之一；另一个是经济放缓导致的贷款违约。
1895年初，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继续流失，美国政府没有中央银行可以求助，只能转向私人银行家。克利夫兰总统请金融家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牵头组织银团。据美国金融史学刊的记载，银团向财政部提供约6,510万美元黄金，换取约6,230万美元、利率4%的30年期国债；据路透社的梳理，这些黄金相当一部分从欧洲调运。黄金储备稳住了，但摩根等人也因此成了华尔街左右公共政策的象征，民间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一年以后的1896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布赖恩把竞选重心放在白银与货币问题上，支持金本位的麦金莱最终胜出。
一个工业总量已居世界第一的国家，要靠私人银行家从欧洲调运黄金来维持本国货币的信用——这是1894年前后美国金融地位最直观的写照。
资本输入国与英镑的世界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还是一个资本输入国。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整理的数据显示，1897年底，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约34亿美元，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只有约7亿美元，美国对外净负债约27亿美元；到1914年7月，净负债增加到约38亿美元。研究外国对美投资史的米拉·威尔金斯指出，1914年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从独立到1914年，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一直多于美国在海外的投资；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大量进入美国的铁路系统，后来又进入工业、公用事业和零售企业。她的结论是：由于能够从海外获得资金，美国的增长从未因缺少资本而受阻，外国资本发挥了“重要而有益的作用”。
美元在当时也不是国际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贸易的很大部分由伦敦的银行以英镑融资。在1913年《联邦储备法》出台之前，美国的国民银行既不能在海外开设分行，也不能开出银行承兑汇票，而后者是当时国际贸易融资的主要工具。美联储历史研究指出，到1913年，美国已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它的进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由美国银行融资，大部分是以外国货币、通过欧洲银行完成的。推动美元的国际使用，是美联储创立者的目标之一。
美元真正走上国际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中欧洲国家欠下巨额债务，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净债权国；1920年代，美元在各国央行的官方储备中逐渐超过英镑。从马尔霍尔统计中的1894年算起，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工业规模相称，中间隔了大约三十年；其间，美国先建立了中央银行，国际金融格局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剧变。
人民币：一个资本输出国的货币
2026年的中国，在这一维度上与1894年的美国既相似，又截然相反。
相反之处在于资本的流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117,860亿美元，对外负债77,147亿美元，对外净资产40,713亿美元；其中储备资产37,443亿美元，外汇储备33,579亿美元。与1897年那个对外净负债的美国相比，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净债权国之一。中国也有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体系和外汇管理体系，不需要依靠私人银行家来稳定币值。
相似之处在于，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远低于产业的国际分量。国际清算银行2025年9月发布的全球外汇市场调查显示，美元出现在89%的外汇交易中，欧元为28.9%（由于每笔交易涉及两种货币，各币种合计为200%）；据新华网《环球》杂志整理的同一调查数据，人民币占8.60%，三年前为7.01%。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占比约为2%，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的国际支付中，人民币占比在3%左右。这与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接近全球三成的地位，仍不相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2026年1月接受采访时的表述是“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序”二字说明了中国的选择：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深度和金融安全紧密相连，必须循序渐进。制度建设也在一步步推进：据人民银行介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业务已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处理业务金额90.19万亿元。
两种不同的路
美国的经验说明，货币的国际地位要靠制度建设和长期的市场选择，工业规模本身不会自动带来货币地位。美元依靠1913年建立中央银行和银行承兑汇票市场打下制度基础，它真正走上国际舞台，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格局的剧变联系在一起。人民币国际化走的是另一条路：金融市场开放、跨境支付系统完善、人民币计价资产丰富，都在循序渐进地推进，是一个由市场选择推动的长期过程。这是今天的中国与1894年的美国在金融维度上最重要的差别之一：一个是依靠外国资本成长起来的债务国，一个是在和平环境中稳步推进本币国际化的债权国。
十、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与今天的就业和人口
第一章提到，统计学家记下美国制造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1894年，恰好是美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份之一。这一面常被“登顶”叙事略去，却是这个类比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部分：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社会结构的调整就越剧烈，制度建设往往跟不上。
1893年的恐慌与1894年的失业
1893年的金融恐慌从美国内陆的银行开始。据美联储历史研究，当年6月，芝加哥、洛杉矶等中西部和西部城市发生挤兑，一百多家银行暂停营业；7月中旬到8月中旬，又有340家银行暂停营业。纽约的银行为自保而减少向内地调拨现金，内地许多银行因此倒闭，商业和工业随之收缩。按经济史学者的估算，1892年至1894年间美国工业产出下降15.3%，失业率升至17%到19%。经济在1895年底再度衰退，直到1897年年中才完全复苏。
那时的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应对大规模失业的制度工具。1894年春，俄亥俄州商人雅各布·考克西发起了一支请愿队伍，要求政府提供工作岗位、增加公共投资，人称“考克西大军”。考克西带着约500人从俄亥俄州抵达华盛顿，请愿没有取得结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一篇文章评价说，这支队伍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了失业问题。
普尔曼罢工
同年更大的冲突发生在芝加哥。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因订单锐减，把工人工资削减了约25%，却没有降低公司城里的房租。1894年5月，工人罢工；美国铁路工会随即发起抵制，拒绝运行挂有普尔曼车厢的列车。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先后有12.5万至25万名铁路工人在27个州加入，芝加哥以西的全国铁路网几乎瘫痪。司法部以罢工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由取得法院禁令，克利夫兰总统据此派出联邦军队，冲突中出现了伤亡，罢工在7月下旬平息。
就在这一年的6月28日，国会通过法案，把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此后二十年间，美国陆续展开一系列改革讨论；1893年恐慌之后，美国银行家协会、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都提出过金融改革方案，但直到1907年再次爆发恐慌之后，改革才真正推进，1913年美联储成立，其首要目标就是消除银行恐慌。
回头看，1894年的美国并不缺少活力，缺少的是与工业规模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与金融制度。其中的金融制度，美国用了大约二十年才补上，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来得更晚。
今天中国面对的课题
2026年的中国，同样处在一个结构深刻调整的阶段，面对的课题与1894年的美国有相似之处，更有很大不同。
就业方面，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年末为5.1%；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规模很大：2025年普通和职业本专科毕业生1,105.1万人，研究生毕业生116.7万人。稳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点。
人口方面，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792万人，死亡人口1,13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41‰；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15.9%；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60.6%。这是1894年的美国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当时的美国人口年轻，每年还有大量青壮年移民涌入；今天的中国，则要在人口总量减少、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
应对也在展开。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中国用15年时间，逐步把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把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从2025年起对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的国家基础标准发放育儿补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远非1894年的美国可比：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07,599万人。
区域与城乡差距是另一个课题。2025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730,876亿元，中部地区299,108亿元，西部地区298,750亿元，东北地区65,035亿元；从增速看，中部和西部分别增长5.2%和5.1%，略快于东部的5.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其中城镇居民56,502元，农村居民24,456元，农村居民收入名义增速5.8%，快于城镇居民的4.3%。
制度工具的差距
两个国家都在工业领先的阶段面对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深层调整，都需要把经济规模转化为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差别在于手里的制度工具。1894年的美国联邦政府既没有中央银行，也缺少应对大规模失业的全国性制度，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更要等到几十年以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覆盖十亿以上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和宏观调控工具，能够更早、更主动地做出政策安排。
另一方面，中国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十九世纪末那个年轻的、移民不断涌入的美国从未遇到过的难题。它要求中国用比当年美国更短的时间，完成更复杂的制度建设。
十一、1894年的中国：汉阳铁厂的第一炉铁水与甲午战争
讨论“今天的中国像不像1894年的美国”，不能不回到同一年的中国。按同时代统计学家的估算，1894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已居世界首位；同一年，中国经历的是另一种命运。把这一年的中国放在对照表的旁边，才能看清今天的中国是从哪里出发的。
汉阳铁厂的第一炉铁水
1894年6月28日，湖北汉阳龟山北麓的汉阳铁厂举行试产典礼，6月30日开始出铁。据《汉阳区志》记载，高炉日夜出铁8次，日产生铁50余吨。
这座铁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筹办的。1890年，铁厂选址汉阳龟山北麓，当年年底动工；高炉原向英国订购，因比利时郭格里尔厂同意为中国培训40名工匠，改购比利时高炉，转炉、平炉和轧钢设备仍从英国购买，后又向比利时、德国补购。1889年至1894年间，张之洞先后26次派中外人员勘探两湖和长江沿岸的煤铁资源，最终选定湖北大冶的铁矿石和江西萍乡的煤。1892年，铁厂派10名工匠赴比利时学习冶炼技术。建厂时全厂有工人3,450人，其中外籍技师40人，其余大多是来自汉阳、黄陂、孝感、汉川等地的民工。1893年9月，炼铁、炼钢、轧轨等十个分厂建成。湖北省的资料指出，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
然而，这第一炉铁水之后的道路十分艰难。试产使用的焦炭质量低劣，需掺用德国焦炭；生产时断时续，到1895年一共只生产了生铁8,996吨，以及转炉钢、钢材、熟铁等产品。因经费难以为继，铁厂在1896年改为招商承办。1908年3月，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是亚洲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
把这组数字放在美国旁边，差距触目惊心。1894年美国生铁产量约676万吨，平均每天约1.85万吨；汉阳铁厂从投产到1895年底累计的产量，美国的高炉半天就能炼出来。此后的汉阳铁厂历经兴衰。据《汉阳区志》记载，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前夕，铁厂的大部分设备被拆除运走，不便拆卸的设备被炸毁，只在龟山北麓留下一块约200吨重的高炉凝铁，人称“定汉神铁”。1999年，人们在当年铁厂遗址附近发掘出一块麻石界碑，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馆藏文物。今天，汉阳铁厂已列入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其核心物项中有一块1894年的铸铁纪念碑。
1894年的中国经济
汉阳铁厂的困境，是那个时代中国工业处境的缩影。贝罗克的估算显示，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约占世界的29.8%，1880年降到12.5%，1900年只剩6.2%；经济学者胡鞍钢在一项研究中引述的估算显示，1900年中国现代制造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手工业则占7.7%。按麦迪逊项目2023年版的数据，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约3,383亿国际元，仍大于美国的1,933亿和英国的1,830亿；到1890年，美国已达4,219亿，超过了中国的3,663亿；189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964国际元，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一个人口近四亿的大国，经济总量依然可观，工业化却几乎还没有起步。
铁路的差距同样悬殊。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境内的铁路总共不过数百公里；1888年唐山至天津的铁路全线通车，全长130公里，1894年关内段才修到山海关。同一时期，美国的铁路营业里程1880年约9.3万英里（约15万公里），1900年达到约19万英里（约31万公里）。
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击沉运兵船“高升”号；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激战，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舰奋勇作战，壮烈殉国。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水陆合围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海军力战不敌，全军覆没；2月12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拒降自尽。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
-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法、德三国干涉，以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收回）、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 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
最后一条对中国工业的打击尤为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文章指出，《马关条约》是1860年《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不仅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也适应了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此后，外国资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直接开设工厂，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面对的，是一个被条约捆住手脚的市场。
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日本侵占。1895年5月底，日军从台湾东北部登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这场在岛内持续近半年的战斗史称乙未战争。此后五十年间，台湾同胞怀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信念，前仆后继地进行抗日斗争。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宣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在那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是并肩作战的盟友。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当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2025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把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
1896年：李鸿章在纽约
甲午战争的善后，还有一段与美国有关的插曲。1895年马关议和时，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受聘担任中国议和代表团的顾问。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1896年出访俄国和欧洲之后，于8月28日抵达纽约，次日受克利夫兰总统接见；9月2日，他在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接见纽约记者，批评美国延长排华的法律，次日《纽约时报》等报刊作了报道。
1894年的滦河大桥
同样在1894年，一位中国工程师在铁路工地上证明了自己。詹天佑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1872年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赴美，从小学读起，后来考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专修铁路工程，1881年毕业回国。1888年，他进入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司。
1891年，关东铁路古冶至山海关段开工，滦河大桥是全段的关键工程。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数字博物馆的资料，大桥长671米，河床流沙层很厚，汛期水流湍急，最初修筑的桥墩两次被洪水冲毁；佛山市南海区的地方史料记载，外籍工程师对打桩一筹莫展，工程转由詹天佑负责。他调查了滦河的水流和地质情况，在国内首次采用气压沉箱法修筑桥墩基础，获得成功。1894年，关东铁路通到山海关；同年，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接纳他为会员，他成为中国工程师参加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的第一人。
十一年后，詹天佑出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司。1909年建成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在马尔霍尔记下美国制造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同一年，一位在美国接受工程教育的中国青年，在滦河上架起了一座外国工程师没能建成的大桥——这是近代中美人文交流中一段值得记住的往事，也是中国工程师进取精神的一个早期注脚。
一位状元的转身
1894年还发生了一件看似与工业无关的事。这一年的恩科殿试，江苏海门人张謇考中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按照传统的轨迹，他本可以在仕途上一路升迁。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给了他极大刺激。他在亲手制定的大生纱厂《厂约》中写明了办厂缘由：南通所产棉花品质上乘，却大量被运往日本纱厂，再以棉纱的形式卖回中国，利权外流、百姓日贫，因此“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1895年，受张之洞委托，张謇在家乡南通唐家闸筹办纱厂，取儒家经典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定名“大生”。筹款极为艰难，张謇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是“千磨百折，忍侮蒙讥，首尾五载，幸未终溃”。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此后他又办垦牧公司、师范学校，1903年还东渡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到1921年，形成了以棉纺为主体，包括轻工、盐垦、交通运输、金融贸易在内的产业体系，南通也由此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在同一个1894年，美国有卡内基、爱迪生、摩根，中国则有一位放弃仕途、立志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那一代实业家的起点，是国家危亡；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两代人之间隔着一个世纪的战争、革命与建设。
132年
1895年，英美两国正为委内瑞拉边界交换照会，此后把交涉移上谈判桌（见第二章）；同一年，东亚的中国在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中战败，日本以《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割让台湾。这提醒我们，大国之间以外交途径化解分歧，在那个时代是少数的例外。
从1894年到2026年，是132年。1894年，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日产生铁50余吨，2025年，中国粗钢产量96,081.2万吨；1894年，中国境内铁路不过数百公里，202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万多公里；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1945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190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只占世界的6.2%，今天，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接近三成——前者是贝罗克对制造业产出份额的估算，后者是世界银行统计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两个数字口径不同，方向却一目了然。
这是中国人民用几代人的奋斗走出来的路。拿今天的中国与1894年的美国作比，比较的是两个处在工业登顶关口的国家；而把今天的中国与1894年的中国作比，看到的是一个民族从被迫割地赔款到自立自强的完整历程。后者，才是这一类比中分量最重的部分。
十二、类比失效的地方：人口、人均收入、技术环境与发展道路
前面十一章，我们在每个维度上都写了相似，也写了不同。这一章把那些类比无法覆盖的差别集中起来。它们决定了，今天的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沿着1894年以后美国的轨迹走下去。
量级：1.7倍与4.1倍
1894年，美国人口约6,700万，英国约3,890万，美国是英国的1.7倍左右。2025年末，中国人口14.05亿；按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2025年7月1日美国人口约3.42亿，中国是美国的4.1倍。
这一差别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拥有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无法比拟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规模，任何一个细分行业都可能在国内就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同样的经济总量被十四亿人一平均，每个人分到的就少得多。1894年的美国，是一个人口比守成大国多七成的新兴大国；2026年的中国，是一个人口是守成大国四倍的新兴大国。把两者直接类比，首先就要打一个折扣。
人均收入：大体相当与三分之一
按麦迪逊项目2023年版数据库，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880年代已与英国大体相当，1894年这个萧条之年约为英国的95%，1899年起稳定领先。也就是说，美国在工业总量领先时，人均收入已经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相上下。经济史学家欧文在讨论美国关税史时特别强调：美国从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它一直是一个高工资国家，从不缺乏愿意前来的熟练和非熟练移民，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并与当时处在技术前沿的英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方便地采用新技术。
2026年的中国完全不同。按同一数据库，2022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以2011年国际元计）。按现价计算，差距更大：202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9,665元，按全年平均汇率折合约1.4万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30.77万亿美元，按人口折算，人均约9万美元。按现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按麦迪逊项目以购买力折算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但人均水平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官方始终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不是一句谦辞，而是对上面这组数字的如实描述：一个在工业总量上居世界第一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人均收入仍需大幅提高的国家。1894年的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必须同时回答“做大”与“做富”两道题。
技术环境：管制的方向
本文第四章写到，斯莱特1789年离开英国时，违反的是英国禁止纺织工匠出境和机器出口的法律；这些禁令在1824年至1843年间被逐步废止。到1894年，美国获取欧洲技术几乎没有制度上的障碍：特斯拉可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赫尔希可以在博览会上买下德国的巧克力机器。英国作为守成大国，在美国工业化的关键几十年里，并没有对美国实施系统性的技术管制。
今天的情形不同。2022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对华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规则，按其新闻稿的表述，这些措施旨在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面对外部限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快了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
这一差别影响深远。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可以在开放的技术环境中“边学边超”；今天的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必须在外部限制下自主攻关。统计公报把国内首台低温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具备产业化能力列为年度成果，华为把超过五分之一的收入投入研发，都可以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另一方面，在2026年9月的白宫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提出，中美“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特朗普总统也表示，美中应就人工智能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如何治理，是十九世纪的英美不曾面对的课题。
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与“永不称霸”
中国明确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写道：“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对战争和动荡带来的苦难刻骨铭心，绝不会将曾经遭受的苦难强加给其他民族。”这句话与本文第十一章写到的1894年的中国，是前后呼应的：一个在甲午战争中被迫割地赔款的民族，对“国强必霸”有着切身的警惕。
英美两国当年实现和解的历史条件与今天大不相同（见第二章），今天讨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不能简单套用那段经验。
全球化程度与世界格局
1894年的世界，工业国屈指可数。国际联盟的统计显示，1896年至1900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五国合计占世界制造业生产的大部分。那时的全球贸易以原料换制成品为主，美国工业的扩张主要依靠国内市场。
2026年的世界是一个高度一体化、多极化的工业世界。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东南亚各国都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把各国的工厂连在一起。中国的制造业既是这张网络的中心之一，也深深依赖这张网络：进口的铁矿石、能源、芯片和设备，出口的汽车、船舶和机电产品，都离不开开放的世界市场。这种相互依存，使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利害关系，比1894年的美国与世界的利害关系紧密得多。
类比能用到哪一步
把上面几点合起来看，1894年的美国与2026年的中国之间，真正成立的相似，是一种结构上的相似：产业规模已经站到世界前列，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国际地位与之并不相称；社会结构在高速工业化中承受压力，需要制度建设跟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需要找到相处之道。
超出这个层面，类比就开始失效。人口量级、人均收入、技术环境、发展道路和世界格局，两者都大不相同。经济史学家欧文在讨论关税政策的历史借鉴时说过，十九世纪的美国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差别太大，这类比较并不成立；这与本文引言引用的白皮书提醒，从不同方向指向同一个结论：历史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却不能替我们回答问题。
结语：汉阳铁厂的那块铸铁纪念碑
回到开头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像不像1894年的美国？
答案是：在结构上相像，在条件上大不相同。相像的是，两国都在产业规模上站到了世界前列，而货币、金融在国际上的分量与产业规模并不相称；都有一代从普通出身起步的创业者，在一二十年里把企业做到世界级；都有数以千万计、上亿计的劳动者离开田地走进工厂；都在高速工业化中承受社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都面对着一个守成大国，需要找到相处之道。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口是守成大国的四倍，人均收入却只有其几分之一；它在开放中成长，却在一些关键技术上面对外部管制；它是资本输出国，本币的国际化却刚刚起步；它明确宣示永不称霸，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还有一个对照，比中美之间的任何对照都更重要，那就是今天的中国与1894年的中国。那一年，汉阳铁厂的高炉日产生铁50余吨，北洋舰队在黄海苦战；一年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台湾被日本侵占。132年后，中国一年生产9.6亿吨粗钢，造出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船舶，把高铁修到了海外。这段路，是张謇、詹天佑那一代实业家和工程师，任正非、王传福这一代企业家，三亿农民工和一代代工程师接力走出来的。本文每一章里写到的中国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在美国半导体设备企业工作二十年后回国做刻蚀设备的工程师，读研究生时在公开文献基础上独立设计出机器狗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报道里、却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工人。
本文开头说，1894年有两层意义。统计学家记下美国工业产出居世界首位的这一年，也是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边界危机的前一年。1895年，英美两国围绕委内瑞拉边界发生外交危机；最紧张的时候，报刊上出现了战争议论，纽约和欧洲的交易所一度震荡。此后，两国把交涉移上华盛顿的谈判桌；1899年10月3日，巴黎仲裁庭作出裁决，英美之间的这场危机就此平息，两国也由此走上二十年的和解之路。那段历史说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相遇，并不必然以冲突收场；它也说明，和平需要双方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作出务实的选择。202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白宫说，“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中美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这场竞争能否始终保持良性、有边界，取决于两国在未来许多年里的选择。
天下工厂产业研究院认为，判断中国能否把产业规模上的优势转化为全面的发展水平，值得长期跟踪的有三组指标：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能否持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的自主程度能否持续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能否稳步扩大。这三组指标，也正是本文对照中两国差别最大的地方。
汉阳铁厂的第一炉铁水早已冷却，那块1894年的铸铁纪念碑作为国家工业遗产被保存了下来。碑上铸下的年份，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起点；从那一年日产五十余吨生铁，到今天一年九亿多吨粗钢，中间是几代中国人接力走过的路。
数据来源与主要参考
本文历史数据优先采用同时代统计原书与经济史学术数据库，当代数据截至2026年9月，统一采用各国官方统计与国际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不同口径的数字在正文中分别注明，不作相加或直接比较。
- 天下工厂产业平台的中国工厂数据库与产业链数据（www.tianxiagongchang.com）
-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铁集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开数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致辞、会谈与国宴新闻稿（2026年9月），2026年发言人答记者问与例行记者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2019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2019年）、《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2016年）白皮书
- M. G. Mulhall, Industries and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1896)；League of Nations,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1945)
-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95年、1896年卷；克利夫兰总统1895年12月17日特别咨文（美国总统项目）；Grover Cleveland, Presidential Problems (1904)；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28卷（1899年10月3日英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边界仲裁裁决）；Alexander Dana Noy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Finance (1909)
-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1987)；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3（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 Douglas A. Irwin,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2017) 及 "How Di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a Net Exporter of Manufactured Goods?" (NBER, 2000)；Federal Reserve History 系列研究；Barry Eichengreen, "The U.S. Capital Market and Foreign Lending, 1920–1955" (NBER, 1989)；Mira Wilkins,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Economy before 1914" (1991)
-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美国经济分析局与美联储资金流量表公开数据；美国国防部讲话记录与新闻稿、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报告；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修昔底德陷阱”案例库
- 《汉阳区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于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研究；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开资料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PCT年度回顾2026》；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世界机器人报告2026》；国际清算银行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调查；世界钢铁协会2025年全球粗钢产量统计
封面图：汉阳铁厂厂区、车间与主要管理人员，出自阿诺德·赖特主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记》（1908年），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