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称号的交接：1978—2026年的中国制造

引言：“单独算可排世界第八”与2010年的交叉点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有一个常被引用的说法：美国的制造业如果单独算作一个经济体，可以排在世界第八位，前面只有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印度和法国七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总量。这个说法依据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它提醒人们，美国今天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另一组数字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现价美元口径）：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8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7.4%。两组数字来自不同机构，不宜直接相加或做精确比例，但足以说明一个事实：今天全球规模最大的两个制造业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两者的排序在2010年前后发生了交换。

2026年9月23日至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对特朗普总统2026年5月访华的回访，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据中方通稿，双方经贸团队在访问期间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关于访问本身的礼遇与外交意义，研究院同期另有专文；本文借这个时间点，回看一段比外交史更长、也更具体的历史：制造业。

“世界工厂”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统计术语，却是一个流传很广、而且会易主的称号。十九世纪，人们用它称呼英国；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属于美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个称号越来越多地落到中国身上。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称号是怎样从美国手里转到中国手里的。

需要先说清楚“替代”一词在本文中的用法。它只指制造业的产出规模与全球份额，不延伸到别的层面。制造业增加值排第一，不等于每个门类都领先，更不等于人均水平、技术前沿和利润率都领先。本文后半部分会专门讨论这些差距，也会写美国制造业今天仍然领先的领域和它近年重振制造业的努力。

还需要交代本文与几篇相邻文章的分工。研究院2026年5月发布的《共生与再平衡：中美工业互动的48年》已按时间线梳理过中美双边的工业往来；两国制造业在企业、产品和产业链层面的相互嵌入，研究院同期另有专文；1894年前后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时的状态与今日中国的系统对照，也由同期另一篇文章承担。本文换一个取景框，看的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全球份额怎样一点点变化，工业门类怎样一个个补齐，产业带怎样一个县一个县长出来，以及在这一切背后，数以亿计的工人、工程师、个体户和企业家做了什么。

全文按以下顺序展开：先回顾“世界工厂”称号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第一次交接，再分三段写197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成长，以2010年中美制造业产出的交叉为中心；随后单列三章，分别写美国一侧的变化、中国制造业里的人，以及县域产业带这种组织形态；最后写差距与未竟之事。

称号的来历：1750—1980年间英国与美国的份额

贝洛赫的一张长表

要讨论“世界工厂”称号的交接，首先需要一把能跨越两百多年的尺子。经济史学界最常用的一把，是瑞士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1982年发表在《欧洲经济史杂志》上的长文《1750—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贝洛赫估算了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年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份额；这组数字后来被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整理成表，流传最广。本文所引贝洛赫数值，均据该书表6、表7、表14、表18及正文转载。这套数字的精度有限：十八世纪的“制造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与二十世纪的机器大工业不是同一种东西，各年份之间只能看趋势，不能当作精确测量。但在没有更好替代的情况下，它仍是描述长期格局的通行依据。

按贝洛赫的估算，1750年全球制造业产出的分布大体与人口分布相当：中国约占32.8%，印度次大陆约占24.5%，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今天所称发展中地区合计约占73%；英国只占1.9%，北美殖民地约占0.1%。这一时期中国的份额很高，反映的是人口规模和发达的手工业，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能力。

此后一百多年，格局被工业革命彻底改写。英国的份额1800年升至4.3%，1830年升至9.5%，1860年达到19.9%，1880年达到22.9%的峰值。中国的份额则一路下降：1800年33.3%，1830年29.8%，1860年19.7%，1880年12.5%，1900年6.2%。1860年前后，英国与中国在这张表上几乎持平，此后差距迅速拉开。经济史学界通常把这一时期亚洲份额的下降与机器工业品对家庭手工业的替代联系在一起：机器织出的洋布，一步步挤掉了农户织机上的土布。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还伴随着主权的丧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开放沿海及长江各通商口岸，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款支配权相继丧失，进口税率被限制在“值百抽五”的极低水平。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条件下，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很难在机器工业品的冲击中成长起来。

英国：第一个“世界工厂”

十九世纪中叶起，“世界工厂”开始被用来称呼英国。支撑这个称号的，是蒸汽动力、棉纺织、冶铁和铁路构成的一整套新工业体系，以及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1880年英国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五分之一以上，这是它在贝洛赫表上的最高点。

这个称号在英国手里保持了几十年，但并不是永久的。到十九世纪末，新的工业国家开始追上来，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美国和德国。

美国：从0.1%到44.7%

美国的份额在贝洛赫的表上呈现一条漫长的上升曲线：1750年约0.1%，1800年0.8%，1830年2.4%，1860年7.2%，1880年14.7%，1900年23.6%。同一张表上，英国1900年的份额降到18.5%。也就是说，美国在制造业产出上超过英国，发生在1880年到1900年之间。关于这一时期美国与英国的系统对照，研究院同期另文专论，本文只记下交接的时间段。

美国接过这个称号，靠的不只是规模。美国对世界工业的贡献，有几项是后来所有工业国家都绕不开的。一是标准化与大批量生产。1913年，福特公司在底特律海兰帕克工厂启用移动装配线，把汽车底盘装配拆分成连续流动的工序，汽车从此可以按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这种组织方式随后传遍全球，今天中国工厂里的每一条流水线，都能在其中找到源头。二是集装箱运输。1956年4月26日，美国人马尔科姆·麦克莱恩把一艘改装过的二战时期油轮“理想X号”开出新泽西州纽瓦克港，驶往休斯敦，船上装着58个集装箱。这种看似简单的铁箱子后来彻底改变了国际海运的成本结构，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沿海港口每年吞吐的数亿标准箱，正是这项美国发明的延续。

到1913年，美国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三分之一（贝洛赫估算为32.0%），英国降至13.6%。贝洛赫还估算了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化水平。以1900年英国的水平为基准值100，美国1913年达到126，英国为115，美国在人均意义上也超过了英国；在同一套估算中，中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从1750年的8降到1900年的3。换句话说，美国接过“世界工厂”称号时，总量与人均是同时领先的。这一点与后来中国的情形不同，本文在讨论差距时还会回到。

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改变了格局：欧洲工业在战争中遭受重创，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本土工业也遭严重破坏，美国本土工业则在战时生产中大规模扩张。按贝洛赫的估算，1953年美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44.7%，这是有统计以来单一国家在这张表上达到的最高份额。同一年，中国的份额只有2.3%，发展中地区合计约为6.5%。中国份额处在这样的低点，此前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近代工业造成的严重破坏是重要原因之一。以化工为例，范旭东、侯德榜在南京筹建的永利铔厂1937年初建成，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化工厂；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记述，日军先后三次向这家工厂投下87枚炸弹，开工仅半年的工厂被破坏殆尽，生产装置被拆运往日本。

此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的战后恢复，美国的份额逐步回落，1980年约为31.5%，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份额在1980年回升到5.0%。

交接的规律

把这张表从头看到尾，可以归纳出三点，它们对理解后面的故事很重要。

第一，“世界工厂”的交接从来不是某一年发生的事件，而是跨越几十年的过程。英国的份额从峰值回落用了几十年，美国从追赶到超过英国也用了几十年。任何把交接描述成“一夜之间”的说法，都不符合这张表。

第二，交出第一名的国家并没有从工业版图上消失。1913年以后的英国、1980年以后的美国，都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强国，在许多高端领域保持领先。这一点对今天同样成立。

第三，份额的变化背后，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英国靠工厂制度与蒸汽动力，美国靠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和现代企业管理。后来者要接过这个称号，同样需要自己的组织方式。对中国而言，这种组织方式的雏形，出现在1978年前后东莞的一间旧厂房里。

1978—1991：“粤字001号”执照、个体户与乡镇企业

1978年的起点

197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约占世界出口的0.75%，排在第28位；进出口总额206.4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约0.8%，排在第29位。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53.5%，工业制成品占46.5%；机电产品出口只有6.5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8%。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约5.2万公里，大陆还没有一公里高速公路。按贝洛赫的估算，1980年中国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5.0%。

这就是四十多年后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在起跑线上的样子：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完整的重工业骨架，但出口以农副产品和原料为主，制造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十分稀薄。改变这一切的，首先是一些很小的尝试。

虎门的手袋厂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内地工厂接受境外客商提供的原料、样品和设备进行加工。港商张子弥当时经营的手袋公司正被上涨的成本逼到困境，他把目光投向了毗邻港澳、水陆运输方便、劳动力便宜的广东。

1978年夏天，张子弥带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手袋来到东莞虎门（具体日期，东莞市档案馆与东莞市外事部门的记述不一），太平服装厂的工人连夜照样仿制，做出了合格的样品。随后双方签订为期五年的合同：港方从境外运进15台设备和原材料，东莞县二轻局拿出200平方米的厂房，由太平服装厂负责加工，产品全部外销。新成立的东莞县太平手袋厂领到了编号为“粤字001号”的牌照。据东莞市档案馆记载，这家工厂于1978年9月15日正式投产，是广东投产最早的对外加工企业，也是内地首家“三来一补”企业。

这家工厂的意义不在规模。建厂之初，它连独立厂房都没有，只能租用太平竹器厂两层旧房作车间；投产第二个月就扩大向农村招工。工厂率先采用计件工资，打破了“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五年合同期内，港方先后投资500多万港元，引进300多台（套）设备。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对外实行“一个窗口”，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到办理进口许可，实行“一条龙”服务。在工业基础薄弱、缺资金也缺技术的农业县，祠堂、礼堂、食堂和仓库被改作厂房，先办起来，积累了资金再盖标准厂房。

数字很快显示出这条路径的力量。1978年东莞外贸出口以农产品为主，全年出口3,938万美元；到1984年，全县外贸出口达到1.29亿美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分别相当于1978年的3.3倍和4.4倍。

“三来一补”在当时是一种门槛很低的模式：不需要品牌，不需要设计能力，也不需要海外销售渠道，只需要按时、按质完成委托加工订单。研究院此前的文章已讨论过它在中美工业往来中的位置；放在全球视野里看，它的意义在于让中国的乡镇第一次成规模地接触到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全部规则：交货期、质量标准、计件核算、进出口手续。这些规则后来被成千上万家工厂学会，成为中国制造的“通用语言”。

个体户：一张毛笔写的执照

与工厂同时出发的，是个体经济。1980年12月11日，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一份毛笔书写的营业执照，登记号为“工商证字第10101号”，经营范围是小百货。她此前在家门口摆摊卖纽扣、针线和表带，常常要躲避检查。这张执照后来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曾在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出。据原温州市工商局个体经济管理科负责人介绍，1980年温州共发出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1,844张；到1982年，温州申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已达10万余户，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个体经济的合法化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一个争议焦点是雇工人数，雇工超过七人即被视为有“剥削”之嫌，被概括为“七上八下”。安徽芜湖做瓜子生意的年广久，因为雇工人数多、赚钱多而成为争议的中心。邓小平多次提到年广久的事。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成为观察政策是否稳定的标志，说明那个年代的民间经营者需要的首先不是资金，而是确定性。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比个体户规模大得多的，是乡镇企业。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他接着说，乡镇企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

这里的“异军”，指的是在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也让农民手里有了一点积累；社队企业原有的厂房、设备和人手，成了乡镇工业的起点。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是1983年的10多倍；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

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是乡镇企业里最早走向世界市场的人之一。1969年7月，他带着6位农民集资4,000元，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最初承接的是农机修配业务。1979年，他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砍掉其他产品，专攻汽车传动轴上的连接件万向节。1983年，他以个人风险承包的方式承包了工厂，开创了浙江企业承包经营改革的先河。此后，他把万向节卖进了国际市场。一个公社修配厂，用十几年时间把一个汽车底盘上的小零件做成了出口产品。1994年，万向钱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国内上市的乡镇企业。

鲁冠球的路径具有代表性：从农机修理起步，选中一个细分零件，把一个品种做深做精，再进入国际市场。后来无数产业带里的“单项冠军”，走的都是类似的路。

开放的地图逐步扩大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地理范围一步步扩大。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获批设立。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7年，深圳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让科技人员可以合法地创办民营科技企业，一批后来在全球市场上有分量的企业，就是在这份文件之后注册成立的。

外资进入的规模在1980年代仍然有限。按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1985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9.56亿美元，1991年为43.66亿美元。同一时期出口增长得更快：1991年中国出口总额为719.1亿美元，是1978年的7倍多。与后来相比，这些数字都很小，但沿海地区已经积累了一批懂加工贸易、懂外商、懂出口手续的基层干部、工厂管理者和技术工人。等到1992年，这些积累将迎来一次集中释放。

1992—2001：南方谈话、外资流入与“百万民工下广东”

1992年的几句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谈话要点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篇一段是：“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谈话中有两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一句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另一句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对沿海地区的工厂主、外商和地方干部来说，这些话的含义很直接：政策不会收回，可以放开手脚扩大生产。

外资的反应几乎是立刻显现的。按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991年为43.66亿美元，1992年升至110.08亿美元，1993年再升至275.15亿美元，两年之内增长五倍以上；1994年达到337.67亿美元，1997年达到452.57亿美元。与1980年代以合资为主的样板项目不同，这一轮资本大量流向沿海的加工制造业，也大量来自周边经济体的中小制造商，他们把整条生产线从成本上升的地方搬到珠三角和长三角。

1992年下海的人：管彤贤和一家“皮包公司”

南方谈话之后，许多在体制内工作的人选择离开原单位创业，当时的说法叫“下海”。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段佳话。

1992年，59岁的管彤贤在交通部水运司任职，还有一年就要退休。那些年，港口机械的核心技术、关键装备和大额订单几乎都掌握在欧美日韩企业手中，国内港口也不太愿意采购国产设备。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全球港口机械市场约95%的份额被日本三菱、德国克虏伯、韩国三星等企业占据，新创办的企业连竞标资格都没有。管彤贤和几位同行在上海浦东租下三间旧房，办起了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名字取“振兴中华”之意。他后来把最初的公司形容为一个“皮包公司”：先请别人做部件、自己做装配，规模做大之后再把各道工序收回来自己做。

据报道，振华从成立到集装箱岸桥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只用了六年。据振华重工官网2025年的介绍，其岸桥产品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0%，连续28年保持行业第一。全球许多大型集装箱码头上的桥吊，都来自上海长江口的长兴岛基地。

管彤贤的经历说明了1990年代中国制造业一种常见的成长方式：先做组装与集成，借助国内的专业化协作网络压低成本、缩短交货期，在规模扩大后逐步掌握核心部件和工艺。这种方式后来在许多行业里反复出现。

浦东与苏州工业园区：长三角的两块开发区

管彤贤租下旧房的浦东，本身就是1990年代开放的新前沿。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同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具体政策规定。浦东的开发，使长江三角洲在珠江三角洲之后，成为吸收外资和发展出口加工的又一个重心。

几年之后，长三角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开发区形态。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设立，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与1980年代以“三来一补”起步的珠三角乡镇不同，这类开发区从一开始就按照成片规划、统一招商、配套服务的方式建设，吸引的多是电子、精密机械等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项目。据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介绍，2025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4,163.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362亿元，进出口总额8,345.9亿元。

珠三角的专业镇和长三角的开发区，是1990年代中国制造业两种并行的空间形态：前者自下而上，由无数中小企业和外来订单自发聚集而成；后者自上而下，由政府规划、成片开发、集中招商。两者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骨架。

百万民工下广东

外资和订单需要人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广东，形成了当时所说的“百万民工下广东”。据报道，大规模的“广州春运”正是从那几年开始的。据中新网2006年援引的统计，1980年代初期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1988年升至约2,000万人，到1993年增至6,000万至7,000万人。

这些数字来自不同调查，口径并不统一，只能看量级。国家统计局建立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后，第一次公布的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008年末的22,54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4,041万人。从1980年代初的不足200万到2008年的1.4亿外出农民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规模空前。本文后面专设一章写这个群体。

苏南、温州、珠江：乡镇工业的三种路径

1990年代，人们常用三种“模式”概括各地乡村工业化的不同路径。据《光明日报》的归纳，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以家庭传统手工业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以及引进外资、实行“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三种路径的差别，在于起步资本从哪里来、由谁来组织生产：苏南更多依靠社队企业留下的集体积累和基层政府的组织，温州更多依靠千家万户的家庭作坊和走南闯北的供销人员，珠三角更多依靠境外客商带来的订单、设备和原料。

三种路径的共同结果，是乡镇企业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工业和出口的重要力量。据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案例研究，1995年乡镇企业出口额已占全国出口总量的40%以上；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000多万增长到1998年的1.25亿。1990年代后期，许多乡镇集体企业陆续改制，一部分成为后来的民营企业，另一部分被兼并或关闭。今天不少县域产业带里的龙头企业，追溯起来都与那一时期的乡镇企业有关。

汇率并轨与分税制

1994年前后的两项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影响深远。

一项是汇率并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表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式启动于这次并轨。并轨前官方汇率约为1美元兑5.8元人民币，并轨后统一汇率在8.7元左右。汇率统一消除了双轨制下的扭曲，也让出口企业第一次面对一个清晰、统一的外汇价格。

另一项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它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区的行为方式。研究院另有专文讨论分税制，这里不展开。

出口篮子开始换装

1990年代，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一次关键转变。据国家统计局的回顾，1990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分别变为25.6%和74.4%；1995年以来，机电产品出口连续保持第一大类出口商品的地位，超过了长期占据首位的纺织品；1998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上升到88.8%，机电产品出口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6.2%。

这组数字意味着，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出口已经从“卖原料和农产品”转为“卖工业品”，而且工业品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占比持续上升。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仍是加工组装，附加值有限，但一张覆盖电子、家电、机械、纺织、五金的本土配套网络已经在沿海铺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谈判的过程研究院此前已有详述；对本文的主线而言，入世的意义在于，一个已经具备大规模加工能力的制造体系，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全球市场准入。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制造业份额上升最快的十年。

2001—2010：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港口与铁路，以及2010年的交叉点

从入世到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入世之后，中国出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按《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1年中国出口总额为2,661.0亿美元，约为1978年的27倍；2008年达到约14,307亿美元，七年增长四倍多。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骤然收缩，但中国出口的全球排位仍在上升。据商务部援引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约占全球出口的近10%。

入世之初的出口结构，今天看来相当单一。按国家统计局《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加工贸易出口1,475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1,119亿美元，“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到出口的一半以上。外资是这一时期出口扩张的重要推动者：2001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到2010年增至1,057亿美元，首次超过千亿美元。

从1978年的第28位、0.75%的份额，到2009年的第一位、近10%的份额，中国用了三十一年。但出口规模并不等于制造业规模：出口额里包含大量进口零部件的价值，加工贸易尤其如此。真正衡量“世界工厂”地位的指标，是制造业增加值。在讨论2010年的交叉点之前，需要先看支撑这轮扩张的“硬件”和“软件”。

2001年与2010年：港口、公路与铁路的两张快照

制造业要成为世界工厂，工厂之外的基础设施同样关键：原料要运进来，产品要运出去，工人要能流动，机器要有稳定的电。把2001年和2010年两个年份并排放在一起，可以看清这十年的建设速度。

公路方面，1988年10月31日，上海至嘉定的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全长20.5公里（其中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的路段15.9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条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到2001年末，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约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到2010年末，据交通运输部统计公报，全国高速公路达到7.41万公里，其中“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已在2007年底提前13年全部建成。十年间，高速公路里程增加了近三倍。

港口方面，2001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为2,748万标准箱，其中上海港634万标准箱，居世界集装箱港口第五位，深圳港约507万标准箱，居第八位。到2010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6亿标准箱，比上年增长19.4%，已超过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水平；也正是从2010年起，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全球港口首位。2005年，上海洋山深水港开港，为此后的增长预留了空间。

铁路方面，1978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约5.2万公里。2004年，国家确立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方针，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中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据时任铁道部负责人2011年初的介绍，到201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8,358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这些“硬件”此后继续扩张。到2025年末，全国高速公路里程19.94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约5.0万公里；2025年全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35,447万标准箱，上海港达到5,506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港口首位；全国发电量105,752.5亿千瓦时，年末发电装机容量38.9亿千瓦。前文提到的那艘1956年载着58个集装箱驶出纽瓦克港的“理想X号”，与今天中国港口一年3.5亿多标准箱的吞吐量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但两者之间是一条连续的技术谱系。

基础设施与工厂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工厂决定了能做什么，基础设施决定了能以多低的成本、多快的速度，把做出来的东西送到世界各地。2001年到2010年，高速公路和集装箱港口的能力都扩大了几倍，这是同一时期出口能够增长数倍的物质前提。

产业集群在这十年成形

“软件”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产业集群的成形。入世前后，一批专业市场和制造集群几乎同时进入扩张期，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义乌。据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资料，商贸城一区市场2001年10月奠基，2002年10月22日正式投入运营，总投资7亿元，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设有商位1万余个；一楼经营花类和玩具，二楼经营饰品，三楼经营工艺礼品，还专门开设了中小生产企业直销中心和外贸企业采购服务中心。二十年前从湖清门水泥板摊位起步的义乌市场，在入世后的第一年有了一座面向国际采购的现代化商城。

另一个是江苏昆山。昆山依托出口加工区吸引了大批电子信息企业，形成了笔记本电脑的整机与配套集群。据昆山市政府“十二五”信息化专项规划，2010年昆山电子信息产业产值4,061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61.8%；笔记本电脑产量7,096万台，比2005年增长3倍。一个县级市的笔记本电脑产量以千万台计，这是入世后十年沿海制造集群密度的缩影。

义乌代表的是市场带动的轻工小商品集群，昆山代表的是外资与整机企业带动的电子集群。两种集群在同一个十年里扩张，共同构成了“世界工厂”的主体。

2008年的冬天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制造业入世之后遭遇的第一次全面外需冲击。沿海大量出口型工厂订单锐减，最直接的后果落在农民工身上。2009年2月2日，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吹风会上介绍，根据一项调研测算，在约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大约2,000万农民工因经济不景气而返乡。

这是一个沉重的数字，也是一个提醒：把生产能力高度押注在外部市场上，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约7,000万人，春节后其中约80%已经重新进城务工，其余一部分人仍在寻找工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示了这个制造体系的另一面。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1,379.10万辆、销量1,364.48万辆，产量超过日本、销量超过美国，产销量双双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首次全面超过韩国，位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对2010年统计公报的解读显示，当年内需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1%，净出口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成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新支撑。

2011年的一张产品清单

在讨论2010年的交叉点之前，先看交叉点前后中国工厂的实物产量。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一份成就报告，把2011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2002年作了对比：

微型计算机3.2亿台，比2002年增长20.9倍；移动通信手持机11.3亿台，增长8.3倍；集成电路720亿块，增长6.5倍；
家用电冰箱8,699万台，增长4.4倍；房间空气调节器1.4亿台，增长3.4倍；彩色电视机1.2亿台，增长1.4倍；
粗钢6.8亿吨，增长2.8倍；水泥20.9亿吨，增长1.9倍；汽车1,842万辆，增长4.7倍；
全国发电量4.7万亿千瓦时，增长1.8倍。

同一份报告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称，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其中粗钢、电解铝、水泥、精炼铜、船舶、计算机、空调、冰箱等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德勤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2010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中国在参评的26个国家中排名第一。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结构性变化值得记下：私营经济在工业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25.2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18.5倍，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9.9%，比2002年提高18.2个百分点；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企业有57家上榜，比2002年增加46家。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然增长了11%。

2010年：两条曲线交叉

2011年3月14日，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通视（IHS Global Insight）发布研究报告。据美国《工业周刊》当天的报道，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按报告给出的数字，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约为1.995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952万亿美元，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约为10.078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的一份成就报告中也引用了这一数据：“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环球通视数据，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的比重为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两国的差距只有0.4个百分点，几乎可以视为并列。按同一份报告，日本以约1.027万亿美元居第三，德国以约6,180亿美元居第四。报告更强调增长速度：2008年至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约20.2%，美国约为1.8%，日本约为4.25%。报告同时指出，按人均产出衡量，中国仍远远落后，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均创造的价值是中国的八倍以上；用报告的话说，美国用约1,150万名制造业工人，生产了与中国约1亿名制造业工人大致相当的产出。据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报道，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认为，这一变化标志着经济史上一个长达约500年的周期走到了尽头。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给出的是另一套数据（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结论一致，细节略有不同：

200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约1.694万亿美元，中国约1.612万亿美元，美国仍然领先；
2010年，中国约1.924万亿美元，美国约1.792万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2010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10.70万亿美元，据此计算，中国约占18.0%，美国约占16.7%；
此后中国的份额继续上升，按同一口径，2021年达到约30.0%的高点。

两套数据的数值不同，主要因为估算时点与方法不同：环球通视的数字是该机构2011年初的估算，世界银行的数字按各国官方统计汇总，并经过多次回溯修订。两者都用现价美元计算，因而都受汇率影响，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抬高了中国制造业以美元计的规模。本文不采用购买力平价口径。按现价美元计算，无论用环球通视还是世界银行的数据，交叉点都在2010年前后。

把这个交叉点放回贝洛赫的长表里看，会得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对照。按贝洛赫的估算，1860年英国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9%，中国约占19.7%，两者几乎相等，此后中国的份额持续下滑，1953年降到2.3%的低点。一百五十年后，中国与美国在2010年再次以几乎相等的份额相遇，只是这一次，曲线的方向反了过来。需要提醒的是，十九世纪的“制造业”与今天的制造业内容完全不同，这个对照只说明长期趋势，不宜做更多引申。

还需要强调的是，交叉点并不意味着美国制造业萎缩。按世界银行口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10年之后仍在增长，2021年约为2.50万亿美元。两条曲线的交叉，是因为中国这条线上升得更快，而不是美国那条线在下降。从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国家统计局2026年发布的“十四五”成就报告称，按世界银行统计，这一纪录已延续16年。

为什么是这十年

从1978年算起，中国制造业用了三十二年追上美国；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是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把前面几章的线索汇在一起，可以看到几股力量在这十年里同时到位。

市场准入：入世让已经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加工能力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全球市场，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
劳动力：外出农民工在2008年已达1.4亿人，提供了规模空前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技能转换。
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里程在十年间增加近三倍，集装箱吞吐能力扩大数倍，使工厂可以设在远离港口的内陆，也使产品能够以很低的物流成本抵达世界各地。
企业主体：私营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一成左右升到三成左右，义乌、昆山这样的专业市场和制造集群大规模扩张，形成了难以复制的配套网络。
国内市场：2008年危机之后，汽车、家电、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国内需求接住了一部分外需的缺口，2010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九成。

这五股力量任何一股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解释这场交接；它们在同一个十年里相互叠加，才形成了2010年那条交叉线。

2010—2026：全部工业门类、份额高点与出口篮子的变化

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

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的变化重心从“做大”转向“补全”和“做强”。国家统计局2024年9月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的报道沿用了这一表述。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2024年7月在介绍新型工业化进展时，把中国工业的优势概括为“全、多、大”：“全”指体系全，“多”指品种多，“大”指规模大。据中国政府网2025年7月的报道，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

“全部门类”这个说法需要准确理解。它的含义是，在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的工业门类中，中国每一类都有生产；它并不意味着每一类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它的价值在于配套：一件复杂产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和辅料，大多可以在国内找到供应者，而且往往集中在几百公里的半径之内。这种配套能力，是中国制造业在外部冲击面前表现出韧性的重要原因。

规模方面，按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4.7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从31.1万亿元增至41.7万亿元。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超过50万家，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17.1%和36.8%，比2020年分别提高2.0和3.1个百分点。

份额的高点与口径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份额，在不同口径下有不同的数字，需要分开看。

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现价美元），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2010年约为18.0%，2015年约为25.8%，2021年达到约30.0%的高点，此后回落，2024年约为28.0%，2025年约为27.4%。以现价美元计的份额同时受实物产出、价格和汇率影响：近几年工业品出厂价格走低，2025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2.6%，这会压低以现价计的增加值，份额的回落不能简单理解为实物生产能力的收缩。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称，“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始终保持在28.0%以上；世界银行2026年7月更新的数据中，2025年为27.4%。两者的差异来自数据版本与更新时间，读者引用时需注明来源与年份。

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5》的估算，2024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是中国（32.0%）、美国（15.0%）、日本（6.3%）、德国（4.6%）和印度（3.3%）。工发组织的估算方法与世界银行不同：该年鉴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等指标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4年的国民账户数据为工发组织估算，而世界银行的数据是现价美元。两组数值不宜混用。但两套口径给出的格局相同：中国约占全球三成上下，明显高于美国；美国仍然稳居第二，按工发组织口径领先第三名日本一倍以上。

几个门类的全球位置

份额的总数之下，是一个个具体门类。以下几项来自政府统计、行业机构和国际组织，口径各不相同，列在一起只为说明分布：

造船：据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的国际市场份额分别为56.1%、69.0%和66.8%，均居世界第一。
新能源汽车：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1,652.4万辆，比2020年的146万辆增长十倍以上，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国际能源署《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称，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超过2,000万辆，其中约60%由中国车企供应；在中国国内，电动汽车已占新车销量的近55%。
动力电池：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2026》估计，中国约占全球锂离子电池供应链产能的80%，负极材料产能占比约97%。据韩国研究机构SNE Research 2026年2月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约1,187吉瓦时，宁德时代装车量464.7吉瓦时，以约39.2%的份额居第一。
光伏：国际能源署估计，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光伏供应链产能的85%，硅片环节约占95%。2025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8.33亿千瓦。
钢铁：据世界钢铁协会2026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球粗钢产量约18.49亿吨，中国为9.61亿吨，约占52%。
工业机器人：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从2020年的21.8万套增至2025年的77.3万套。海关总署在2025年全年进出口情况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进口，中国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
智能工厂：据国家统计局报告，到“十四五”末，全国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重点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从2020年的52.1%提升至2025年末的68.6%。

这份清单里，有的是传统优势门类的延续（钢铁、造船），有的是2010年之后才形成的新优势（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工业机器人）。后者尤其值得注意：这些产业在2010年前后要么刚刚起步，要么还依赖进口设备与材料；十五年后，中国在全球产能中的占比已经达到多数甚至绝大多数。

一批标志性装备

门类和份额之外，还有一批被称为“大国重器”的标志性装备，它们代表的是系统集成能力，而不只是产量。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下线；C919大型客机实现商业首飞，国产商用飞机正式进入全球民航大飞机市场；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超大型集装箱船等高端船型的建造能力显著提升，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建成运营，中国由此集齐了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的几类高端船舶；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投入商业运行，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并网发电；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网发电。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产量从2020年的1.3亿千瓦增加到2025年的3.7亿千瓦。

这些装备的共同特点，是需要成百上千家供应商长期协同，任何一个关键部件出问题，整机都无法交付。它们的出现，说明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已经从单个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延伸到复杂系统的设计与集成。当然，其中一些装备的部分核心部件仍依赖进口，这一点在后面讨论差距时会具体说明。

出口篮子：从初级产品到机电产品

另一个观察角度是出口篮子。与前文所述1978年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相比，今天已完全不同。按国家统计局公报，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269,890亿元，其中机电产品164,683亿元，约占61.0%；高新技术产品67,806亿元。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工业制品占全部出口的比重达到95.8%，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比为51.8%。以美元计，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口总额约3.77万亿美元。

出口主体与贸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2025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260,403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3%；民营企业出口176,592亿元，约占全国出口的65%。海关总署介绍，有进出口实绩的经营主体已超过78万家。
2025年，一般贸易出口176,411亿元，加工贸易出口52,633亿元，加工贸易约占出口的19.5%。以“两头在外”为特征的加工贸易，已经不再是中国出口的主体。
海关总署介绍，2025年“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27.1%，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48.7%；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12.9%，占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1.4个百分点。

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到一般贸易和民营企业为主，这个变化的含义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厂不再只是按图加工，而是自己组织原料、自己设计产品、自己寻找海外客户。

研发投入与工程师队伍

制造业从“大”到“强”，最终要落到研发和人才上。

研发投入方面，按国家统计局公报，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39,262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国家统计局称，这一比值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2.70%）。

人员方面，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2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为795万人年，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教育部部长怀进鹏2025年9月介绍，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工科在校生超过900万人。2025年，全国研究生教育毕业生116.7万人，普通、职业本专科毕业生1,105.1万人。教育部推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三年多来校企联合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近2.6万人。

专利是研发产出的一个侧面。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2025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共约27.59万件，中国以73,718件居首，占26.7%；美国52,617件，占19.1%；日本47,922件。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7,523件已公布申请量居所有申请人之首，这是它自2017年以来连续位居榜首。

研发与工程师的积累，是2010年之后中国制造业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新兴门类迅速形成优势的原因之一。但也要看到，据国家统计局介绍，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第12位；研发结构中的短板，本文在讨论差距时还会回到。

美国一侧：就业曲线、“中国冲击”研究与重振制造业的努力

1979年的峰值与2010年的低谷

讨论称号的交接，必须把美国一侧的变化同样平实地写出来。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月度就业数据给出了一条清晰的曲线：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6月达到约1,955万人的历史峰值；2000年1月约为1,728万人；此后持续下降，在2010年2月降到约1,144万人，这是金融危机后的低点（2020年4月受疫情冲击，曾短暂降至约1,138万人）。按年度平均计算，2025年约为1,263万人，2026年8月的初步数据约为1,264万人。也就是说，在2010年的低点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了约120万个岗位，但距离1979年的峰值仍有约700万人的差距。

这条曲线常被简单地解读为“美国制造业衰落”，但就业与产出是两回事。按世界银行口径，美国制造业增加值1997年约为1.38万亿美元，2021年约为2.50万亿美元，此后仍在增长。美国工厂用更少的工人生产了更多的产值，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则明显下降：按世界银行数据，1997年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1%，2021年约为10.5%；按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统计，2026年一季度约为9.4%。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相对位置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增长得更快，同时美国经济的重心更多地转向了服务业。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估算，美国制造业至今约占全球的15%，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多。

研究者怎样测度“中国冲击”

2000年代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快速下降，引出了经济学界近十几年最受关注的一组研究，通常被称为“中国冲击”研究。研究院此前的《共生与再平衡》一文已提及这组研究，这里只补充它们的核心结论，不作延伸评论。

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201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中国综合征》，考察1990年至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论是：与进口竞争的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失业率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工资降低；在主要设定中，进口竞争可以解释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总体下降的四分之一。经济学家贾斯汀·皮尔斯与彼得·肖特2016年的论文，则把2000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急剧下降与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联系起来，并发现没有发生类似政策变化的欧盟也没有出现类似反应。2021年，奥托尔等人把观察期延长到2019年，发现进口冲击在2010年前后已经趋于平稳，但受冲击更大的地区，制造业就业和人均收入的不利影响一直持续到2019年。

这类研究比较的是受冲击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异，回答的是“哪里、哪些人承担了调整成本”，并不直接回答贸易对美国整体福利的净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长期下降还与自动化、生产率提高等因素有关，经济学界对各因素的相对权重仍有讨论。从中国一侧看，在中国沿海工厂里获得第一份工业工作的农民工，与在美国一些制造业城镇失去工作的工人，处在同一条供应链的两端。理解这段历史，需要把供应链两端的人都放进视野。

美国仍然领先的领域

在制造业的许多关键环节，美国今天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半导体设计与整体销售：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2026年发布的报告，2025年总部在美国的半导体企业销售额约4,25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53.4%，为198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年美国半导体企业研发投入达到创纪录的768亿美元。
半导体设备：据研究机构CINNO的统计，2025年全球营收前五的半导体设备商依次为阿斯麦（荷兰）、应用材料（美国）、泛林（美国）、东京电子（日本）和科磊（美国），美国企业占据三席；中国的北方华创以约51亿美元营收排第七，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中国企业。
工业软件：在芯片设计所用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等领域，新思科技、楷登电子等美国企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美国在航空发动机、大型客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科学仪器等领域同样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全球知名的企业群体。

这份清单提醒人们，“世界工厂”的称号衡量的是制造业的总规模，而产业链的最上游，即设计工具、核心设备、关键材料和基础软件，往往集中在少数国家的少数企业手里。在这些环节，美国的优势是几十年研发投入、大学体系与资本市场共同积累的结果。

2022年以来的重振努力

2022年8月9日，《芯片与科学法案》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据美国商务部介绍，法案安排了近530亿美元资金，用于把半导体供应链带回美国、创造就业和支持创新；同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为清洁能源制造提供了大规模税收激励。政策效果首先体现在工厂建设上：据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私人制造业建筑支出从2021年6月的约790亿美元（年化）增至2024年6月的约2,360亿美元。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2020年以来半导体企业已在美国30个州宣布了160个项目、合计超过7,70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

2025年以来，美国政府更多地动用关税工具调整贸易关系，对华关税经历了多轮升降，中美经贸团队此后在日内瓦等地进行了多轮磋商。中方通稿称，在2026年9月的这次访问中，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指出：“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

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如何，还需要更长时间观察。就业人数至今没有明显回升，新建工厂从破土到满产往往需要数年。但一个拥有庞大消费市场、众多顶尖大学和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决心把更多制造环节留在本土，这本身就是未来全球制造业格局中的重要变量。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两国制造业此后的走向，将在这样的竞争与合作中展开。

人：3.01亿农民工、一位桥吊司机、一位列车设计师和一批企业家

前面几章写的是份额、门类和基础设施。这些数字背后，是具体的人。本章分三部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两位在各自岗位上刷新纪录的工人与工程师，以及一批从乡镇、县城和科研院所出发的企业家。

30,115万人

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首次超过3亿。其中，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11,241万人，跨省流动6,765万人，跨省流动的比重已降到37.6%。

这支队伍的面貌与三十年前已大不相同：

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28.2%，按总量推算约8,500万人；从事建筑业的占13.8%；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占54.7%，已超过一半。
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占32.0%，40岁及以下的占44.2%。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7.1%，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初中及以下的仍占65.4%。
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长2.3%；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5,126元，增长3.0%。
女性占38.2%，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与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2008年末总量相比，十七年间农民工增加了约7,600万人，流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省内、在县域就近就业。这与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县域产业带兴起的过程是同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2023年末全国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有404.8万个；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起，构成了这些企业的一线队伍。

这些数字很容易被读成冷冰冰的统计。2008年1月21日，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新明珠建陶公司的外来务工人员胡小燕以740张赞成票当选，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首位农民工代表。一位在陶瓷厂车间里工作的普通职工走进人民大会堂，是这个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正式位置的标志。

许振超：桥吊上的“一钩准”

许振超是青岛港的一名桥吊司机。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从1984年成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从此与集装箱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桥吊司机要在约50米高的驾驶室里，仅凭左右手操纵，把吊具上的四个锁头准确放入集装箱上不到半个手掌大小的锁孔。据青岛市史志部门的记述，许振超和同事们当年有两个梦想：一是看到青岛港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100万标准箱，二是把集装箱装卸速度做到全世界第一；第一个梦想在1996年就实现了。为了实现第二个梦想，许振超给班组定下“人人练技术、人人有绝活”的规矩，练出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基本功。

据《青岛日报》的记述，2003年4月27日晚，一艘长约320米的货轮靠泊青岛港，8台桥吊一字排开同时作业，经过6小时27分钟，全船3,400个集装箱全部装卸完毕，创下单机每小时70.3自然箱、单船每小时339自然箱的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5个月后，团队把单船效率提高到每小时381自然箱。到2019年第九次刷新世界纪录时，单船效率已达到每小时514.7自然箱。“振超效率”成为国际港航界熟知的名字。2024年，许振超获得“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

桥吊的另一端连着工厂。中国工厂的产品能以有竞争力的成本和交货期抵达世界各地，港口的装卸效率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许振超这样的工人，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接了起来。

梁建英：“产品可以买来，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

梁建英1972年出生，1995年进入今天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从铁路车辆设计员做起。在前文所述2004年确立的高速铁路发展方针之下，2006年，34岁的梁建英被任命为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项目的主任设计师，第一次主持设计高速列车。一列动车组有五十余万个零部件、几万张设计图纸。据青岛文明网的报道，她对这段经历的总结是：“产品可以买来，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

2008年，她担任CRH380A高速动车组研发项目主任设计师。2010年12月3日，CRH380A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每小时486.1公里，创造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速度。2013年，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项目启动，时任南车四方（今中车四方）总工程师的梁建英带领团队从46个概念头型中反复比选，为降低车内噪声，仅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2017年，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以时速350公里投入运营。2021年7月20日，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2024年1月，梁建英获得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梁建英的经历，是中国工程师群体的一个缩影：从引进、消化、吸收起步，在大量试验和反复迭代中积累自己的设计能力，最后走到能够定义产品标准的位置。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4年中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102.6人年，比2020年提高33.1人年，研发人员在劳动力中的密度正在快速上升。

企业家的起点

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群体，大多起步于很小的规模、很低的门槛和很不确定的政策环境。把几位代表性企业家的起点排列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点：

1968年，广东顺德北滘的街道干部何享健带领23位居民，筹集5,000元办起生产塑料瓶盖的生产组；1980年起转做电风扇，这就是美的集团的前身。
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福建福清一家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1987年，他与他人合资组建福耀，此后三十多年专注汽车玻璃，把福耀做成全球销量领先的汽车玻璃制造商。
1984年12月26日，张瑞敏出任亏损147万元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1985年，他在检查中发现76台有缺陷的冰箱，召开全体员工现场会，当众把它们全部砸毁。1988年，海尔冰箱获得中国冰箱行业第一枚质量金牌。那把大锤后来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1987年，任正非以2.1万元注册资本在深圳创立华为，第一间办公室是一套普通公寓，最初的业务是代理销售用户交换机；在代理业务意外中断后，公司不得不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任正非曾在多个场合把深圳1987年出台的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规定称为华为的“出生纸”。
1989年，据三一集团介绍，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毛中吾凑了6万元，在湖南涟源茅塘乡一处废弃的养殖场里办起焊接材料厂；1994年企业进入长沙，转入装备制造领域。
1995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高级工程师王传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借了250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比亚迪，从镍镉电池做起。
2011年，曾毓群在福建宁德创立宁德时代，第二年就拿下了一家德国车企首款纯电动车的动力电池订单。

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但足以显示三点。其一，起步资金很少，从4,000元、5,000元到2.1万元、6万元，个别人借来的250万元在当时已属巨款。其二，许多人的出发点是一个具体的产品：瓶盖、汽车玻璃、冰箱、交换机、焊材、电池。专注于一个品种、把它做到行业前列，再向上下游延伸，是这批企业最常见的成长路径。其三，多数起步都对应着一次政策空间的打开：1983年允许承包经营，1987年深圳允许科技人员创办民营企业，1992年的南方谈话则让一大批人下定了决心。

还要看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这些企业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工程师或技术出身。王传福读的是冶金物理化学，梁稳根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材料专业，管彤贤学机械出身。企业家与工程师这两种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重合，在这一代制造业企业家中并不少见。

这些人的身后，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营经济群体。据人民日报援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截至2025年1月底，民营经济主体占全国经营主体总量的96.4%。四十多年前需要一张毛笔写的执照来证明合法性的个体经营，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主体力量。

几十年后，这些企业中的许多成了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对理解“世界工厂”而言，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这几家明星企业，而是在它们周围、在同一时期、以同样方式起步的成千上万家中小工厂。它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却构成了下一章要讨论的产业带。

产业带：义乌的摊位、晋江的作坊与400个县域集群

如果说英国的世界工厂以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为象征，美国的世界工厂以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为象征，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很难用某一座城市来代表。它更像是散布在沿海和内陆的成百上千个县、镇，每一个都专注于一类产品。这种以县域和专业镇为单位、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带，是中国制造业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态。本章不重复产业带的一般原理，而是看几个具体的地方是怎样起步的，以及它们今天的规模。

义乌：1982年9月5日的700个摊位

1982年，浙江义乌还是一个“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据新华社的报道，这年5月，因为在县城摆摊经常被驱赶，农妇冯爱倩在县委机关大院外拦住刚到任一个多月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质问政府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摆摊。谢高华随后在乡间做了几个月的调查，认为搞活市场符合中央的精神。1982年9月5日，稠城镇湖清门的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有关部门投资9,000元，沿街露天铺设了700个水泥板摊位。当年年底，市场上已有30多个大类、2,000多种小商品，吸引了十几个省份的客商。同年11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4年，义乌确立“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2018年，谢高华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四十多年后，湖清门的水泥板摊位已经变成规模庞大的国际商贸城，据义乌市政府介绍，商贸城里有约7.5万家商铺，义乌与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8,365.0亿元，首次突破8,000亿元，其中出口7,307.0亿元，比上年增长24.1%。

义乌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市场先行”：先有集散商品的专业市场，再有围绕市场生长起来的加工企业和物流体系。市场把全国各地小作坊的产品汇集起来，卖给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采购商的订单反过来又带动周边县市的工厂扩产。

晋江：从联户作坊到年产12亿双运动鞋

福建晋江的起点是另一种形态。改革开放之初，晋江出台了“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许多家庭联合出资，在自家的石头房里办起了鞋厂和服装厂，当地称为“联户企业”。1984年，陈埭镇的工农业年产值超过1亿元，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乡镇，福建省政府授予它“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锦旗。

早期的晋江鞋业以家庭作坊和贴牌加工为主，经营粗放。据晋江市委负责人的介绍，晋江于1995年提出“质量立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地企业订单急剧缩水，1998年晋江又提出“品牌立市”，推动企业从贴牌加工转向自主品牌。今天人们熟悉的多个国产运动品牌，都诞生于这一片土地。据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载的《福建日报》报道，2024年晋江鞋服产业产值突破2,500亿元，年产运动鞋超过12亿双，约占全球总产量的20%，集聚了7,000多家制鞋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

晋江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作坊先行、品牌后起”：先以家庭作坊和联户企业完成原始积累，再在外部冲击的倒逼下转向质量与品牌。

丹阳、大唐与东莞：一个镇、一类产品

与义乌、晋江相比，更多的产业带知名度不高，但在各自的细分品类里占有很大的全球份额。

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已有五十余年历史。据丹阳市政府介绍，丹阳年产镜片4亿余副，约占全国总产量的70%至75%，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市集聚1,600多家眼镜生产及配套工贸企业，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

浙江诸暨的大唐街道以袜业闻名。据新华社的报道，诸暨大唐袜业是全球最大的袜业产业集群，产业规模超过700亿元，上万家袜业企业形成了从产品设计、袜机制造到织袜的完整产业链，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

广东东莞则是专业镇集中分布的典型。据东莞市外商投资促进中心网站2025年转载的东莞时间网报道，有消费者这样描述自己的一身行头：“外套是虎门的，鞋子是厚街的，羊毛衫是大朗的。”东莞的纺织服装产业已是千亿元级的产业集群，聚集了近百万从业者。其中大朗镇本身不产一根羊毛，1979年5月凭借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从一根纱线起步，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全球每5件毛衣中就有1件产自大朗；以大朗巷头社区为中心，方圆10平方公里内聚集着4个毛织专业市场、6个毛织配套片区和12条毛织专业街。东莞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也曾一度在全球占据重要位置，当地由此流传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说法。

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一个镇或一个县，集中做一类产品；上游原料、中游加工、下游销售和物流在很小的地理范围内完成；大量中小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协作。一个订单往往可以在方圆几十公里之内找齐全部配套。

产业带向中西部延伸

产业带并不只在沿海。从农民工的流向可以看出产业布局的变化。《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按就业地划分，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为15,384万人，在中部地区为7,098万人，在西部地区为6,646万人，在东北地区为897万人；与上年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吸纳的农民工人数增加得更多。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的比重已达62.4%，跨省流动的比重连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的另一组数据也指向同一方向：2021年至2025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5.3%，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为6.8%。中西部省份一边承接从沿海转移出来的加工环节，一边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县域里的新产业带正在形成。对一个在四川、河南或安徽农村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进厂”已不一定意味着要坐上开往广东的火车。

40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被正式认定和扶持的组织形态。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2年起开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认定工作，这类集群被定义为定位在县级区划范围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6年4月刊发的文章，截至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已认定40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其中广东34个，山东和浙江各31个，江苏25个。在更高的层级上，按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到2025年底，中国已累计培育形成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这些正式认定的集群，只是产业带的一部分。天下工厂平台的工厂数据库覆盖约480万家工厂、1,000多个产业带，其中大量是没有进入任何官方名单、但在某一细分品类里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专业镇。

回看义乌、晋江和其他产业带的起点，可以发现它们在制度上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地方层面的“允许”。义乌的“四个允许”，晋江的“五个允许”，东莞对“三来一补”的“一条龙”服务，本质上都是在县一级打开政策空间，让农民经商、让群众集资、让企业雇工。而真正把这些空间填满的，是无数农户、摊主和作坊主。产业带的形成，是地方政府的制度松绑与民间经营者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全球视角看，这种组织形态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很难被简单复制。一家工厂可以搬迁，一座由几千家企业、几万名熟练工人和几十年积累的上下游关系构成的产业带，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别处重建。

差距与未竟之事：芯片进口额、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与人均产出

一个诚实的叙述，必须把差距写得和成就一样具体。“世界工厂”衡量的是总规模，总规模第一并不意味着所有环节都领先。以下几项差距，有的是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公开承认的，有的来自国际机构的统计。

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原油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2025年全国进口重点商品量值表，2025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5,916.9亿个，进口金额30,3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同年原油进口金额为21,216.8亿元。也就是说，集成电路的进口额比原油还高出约四成。

这并不是说中国不生产芯片。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为4,842.8亿块，比2020年的2,614亿块增长了约85%；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2025年比上年增长26.7%。但在先进制程逻辑芯片、高端存储、部分模拟与射频芯片，以及制造芯片所需的光刻等关键设备上，中国仍明显依赖进口。前文“美国一侧”一章所述的半导体销售与设备格局，从另一面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工业软件：部分品类国产化率低于5%

工业软件是现代制造业的“看不见的机器”。产品设计要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结构与流体分析要用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芯片设计要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工厂管理要用制造执行系统。据《科技日报》2026年9月的报道，中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约3,000亿元，国产化率整体不足20%；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工程、电子设计自动化等研发设计类核心品类中，部分领域国产化率甚至低于5%。

与硬件不同，工业软件的差距很难靠扩大产能来弥补。它需要长期积累的工程数据、行业知识和用户反馈，也需要一代又一代软件工程师与制造工程师的合作。这是“世界工厂”这个称号掩盖不了、也无法速成的短板。

航空发动机：C919的“心脏”

2023年起，国产C919大型客机陆续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进展。但C919目前使用的是CFM国际公司的LEAP-1C发动机，CFM国际是美国通用电气与法国赛峰集团的合资企业，该型发动机于2016年12月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的型号认证。国产的长江系列发动机仍在研制之中：据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官网的消息，该公司副总经理邵驰2025年9月在长江系列发动机客户技术研讨会上表示，2025年“更是从项目研制转向交付运营的关键阶段”；据《新民晚报》2026年7月的报道，该公司正全力推进为国产大飞机配套的长江-1000A发动机研制。距离批量装机、在航线上长期稳定运行，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航空发动机被称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涉及材料、精密加工、热力学与长期可靠性验证，是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掌握的领域。

人均产出：按现价美元计算的量级差距

2011年环球通视的报告指出，按人均产出衡量，美国制造业工人人均创造的价值是中国的八倍以上。本文用公开数据做一个粗略的量级估算：按世界银行口径，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4.57万亿美元，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同年末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约1.05亿人，人均约4.4万美元；按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约2.90万亿美元、就业约1,260万人，人均约23万美元。两者年份不同，都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分母也未计入个体经营户，只能说明量级：按现价美元计的人均增加值，中国制造业仍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若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差距会明显缩小，各研究的估算也相差很大。

按人口平均的差距同样明显。按世界银行口径，2025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约3,400美元；若以上述美国制造业增加值除以美国人口，美国人均约8,500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四成。制造业总量第一，与人均水平、劳动生产率的领先，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利润率与价格

规模扩张并没有同步带来高利润。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1%，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31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2.6%。部分行业的激烈价格竞争，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削弱了企业投入研发和品牌建设的能力。近两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已经成为中国宏观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利润率偏低的另一面，是品牌与定价能力的不足。前文所列的自主品牌出口数据显示，方向是清楚的，但距离在全球消费者心中建立与制造规模相称的品牌认知，还有很长的路。

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还有一项差距来自人。前文所列农民工的年龄与学历结构显示，一线劳动力正在老化，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仍占多数。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依靠大量年轻、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提高自动化水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让更多工人成为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在下一个阶段必须完成的转变。

基础研究：刚刚超过7%

制造业上游的许多短板，根子在基础研究。按国家统计局“十四五”成就报告，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20年的1,46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78亿元，年均增长13.6%，比研发经费总额的年均增速高3.6个百分点；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7%。同一时期，中国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人次从2021年的935增至2025年的1,406，占全球的比重从14.2%升至19.7%。

这些数字的增长很快，但比重仍然偏低。基础研究的产出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很难用短期的产值或利润来衡量；芯片材料、发动机叶片的高温合金、工业软件的核心算法，最终都要回到数学、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的积累上。制造规模可以在十年里翻几番，基础研究的积累却往往需要一代人。

如何看待这些差距

把这几项差距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轮廓：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在规模、门类完整、配套效率和工程化能力；短板集中在产业链最上游的核心技术、基础软件和关键设备，以及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品牌上。这个轮廓与英国、美国当年接过“世界工厂”称号时的情形并不相同，它们在成为最大制造国时，也同时是技术前沿的主要创造者。

这些差距并非不可缩小。北方华创进入全球半导体设备商前十，国产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按适航要求推进研制，国产工业软件在一些细分领域开始替代进口，都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但缩小差距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要以十年为单位计算，所需要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稳定的人才培养，以及对基础研究的长期耐心。

结语：交接班

在中国的工厂里，交接班是每天都要做的事。上一班的班长在交接班记录本上写下设备状态、已经完成的产量和还没有完成的活，下一班的班长核对无误后签字接手。机器不停，生产线不停，换的是站在机器旁边的人。

“世界工厂”称号的交接，很像一次漫长的交接班。英国把它交给美国，用了几十年；美国把它交给中国，如果从1978年虎门那家手袋厂算起，到2010年制造业产出的曲线交叉，用了三十二年，交接至今仍在继续。每一次交接，下一班接过来的，都有上一班留下的东西。今天中国工厂里的流水线，源头可以追溯到1913年底特律的移动装配线；中国港口每年吞吐的数亿个标准箱，延续的是1956年那艘驶出纽瓦克港的“理想X号”开创的集装箱运输。承认这一点，并不减少中国人自己的贡献，反而能让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份贡献的分量。

这份贡献写在很多具体的名字上：连夜仿制出第一只手袋的太平服装厂工人，拿到10101号执照的章华妹，把万向节卖进国际市场的鲁冠球，在湖清门摆下第一批摊位的义乌商贩，在50米高空一次次刷新装卸纪录的许振超，从46个头型里选出复兴号车头的梁建英，以及3亿多名农民工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想过“世界工厂”这个称号，只是想把手头的工作做好、把日子过好。正是这样的愿望，经过四十多年，汇成了占全球约三成的制造业规模。

交接班也有另一层含义：交班的人并没有离开工厂。美国今天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在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航空发动机和工业软件等最上游的环节保持着领先，并且正在投入巨资把更多的制造环节留在本土。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经贸团队达成新的联合安排；按照中方通稿的表述，双方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交班的人和接班的人，仍在同一座厂房里。

天下工厂产业研究院认为，中国制造业下一阶段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扩大份额，而是补上记录本上“未完成”的那几栏：核心芯片与设备、基础软件、航空发动机、劳动生产率和品牌。这些项目进展如何，比份额数字的起落更值得长期跟踪。

交接班记录本上，每一页都分成两栏。规模、门类、港口、高铁和一张张出口报关单，已经写进“已完成”的一栏；芯片、软件、发动机和每一名工人的产出，还写在“待完成”的一栏。下一班的人，会在这一页的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

数据来源与主要参考

本文由研究院依据中外政府统计、国际组织数据库、学术论文和权威媒体报道整理分析，各项数据的年份与口径已在正文中注明，不同口径的数字未作相加或直接比较。主要来源包括：

天下工厂产业平台的中国工厂数据库与产业链数据（www.tianxiagongchang.com）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数据与新闻发布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25》
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前就业统计；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经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汇总）；美国商务部、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公开资料
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1750—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欧洲经济史杂志》1982年；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兰登书屋1987年
戴维·奥托尔、戴维·多恩、戈登·汉森《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美国经济评论》2013年；《论中国冲击的持续性》（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China Shock），《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2021年；贾斯汀·皮尔斯、彼得·肖特《美国制造业就业出人意料的快速下降》（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美国经济评论》2016年
国际能源署《能源技术展望2026》《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年度统计；世界钢铁协会统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年9月国事访问相关通稿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美国《工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

封面图：深圳盐田港航拍，Gigel.atat 摄，依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协议（CC BY-SA 4.0）使用，来源 Wikimedia Commons。